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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与国家权力的边界 理论梳理与反思
2019年11月29日 14:52 来源:《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6期 作者:唐士其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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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唐士其(1967- ),男,云南大理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学。北京 100871

  内容提要:治理的实质是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和其他社会主体的作用,以形成某种规则与秩序。因此,治理内在地包含了国家权力的边界问题。从这一认识出发,本文回顾了治理问题的前史,即历史上伴随着国家权力扩展而出现的各种要求限制国家权力范围的理论,并简要说明了每一种理论的根本逻辑。本文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治理理论与实践的出现,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重新探讨国家权力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新形式的尝试。

  关 键 词:治理/国家/权力边界

  一、引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一直是中外政治学研究的热点,同时也是一个引起广泛争论的问题领域,人们甚至对治理的主体(国家治理还是社会治理)等问题都还远未达成一致。但另一方面,学者之间也还是存在一些基本共识,包括:第一,治理问题的实质是秩序与规范的问题,而这种秩序与规范一定与单纯由国家提供的秩序与规范有所区别;第二,治理是一个多中心、多主体的过程(即所谓的多元治理),国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一定不是唯一的部分;第三,治理过程体现出多样性的机制与逻辑,虽然不排斥国家的权力机制与权力逻辑,但后者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市场的逻辑、自愿的逻辑、互助的逻辑必须得到彰显;第四,治理更多涉及特定的问题领域、并且往往是复杂的、综合性的、甚至是跨越国界的公共政策领域,治理过程因而具有多层次、多维度的特点,各治理主体之间更多体现出来的应该是平等合作、而非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因而治理应区别于统治或者管理,等等。

  可以看出,在对治理问题的讨论中,国家的角色与职能是一个核心问题,但问题的提法具有明确的指向。就是说,治理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人们已经认识到,国家虽然握有强制力,同时也具有强大的社会和资源的提取与动员能力,但它并非无所不能。因此,对治理问题的讨论,着眼点就不是如何扩展和强化国家权力,而是在不排斥国家作用的同时,如何充分发挥国家之外各种行为主体的作用,从而形成一种两者之间协同合作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对治理的讨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如何重新定义国家权力边界的问题,具体来说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水平方向国家能管什么和不能管什么,二是垂直方向国家能够延展到什么样的社会组织层次。

  如果可以把治理问题部分地还原为国家权力的边界问题,那么就可以发现,自现代国家建立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复杂程度的提高,一方面国家职能及其权力体现出不断扩展的趋势(水平方向上国家职能的持续增加,垂直方向国家权力不断向社会底层渗透),但另一方面思想界也一再十分强劲地出现要求严格限定国家权力的呼声,从而客观上对国家权力无限膨胀的冲动发挥了某种制约作用。也就是说,过去若干世纪政治实践和政治思想的传统中,始终存在着扩展国家权力与限制国家权力这两种力量的博弈与平衡。透过历史的纵深不难看出,当下对治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正是这一传统在新的形势与环境下的延展。因此,梳理与现代国家发展相伴随的关于国家权力边界的理论,将有助于深化学术界对治理问题的理解。

  二、19世纪以前关于“有限政府”的理论

  “有限政府”(limited government)的理论是一种伴随着现代国家产生而出现、要求严格限定国家权力边界的理论,是伴随着西欧资产阶级革命,人们对国家权力的基础重新加以定义的结果。

  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战胜了封建生产方式,而这个过程在政治学上的表达,就是市民社会(城市)战胜了封建和专制国家。这样一个过程,成为后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历史背景。

  在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体现为散落各地、自我封闭、经济凋敝、文化落后的封建城堡,而社会则体现为经济和文化生活欣欣向荣、内部往往实行民主管理的城市。后者甚至往往就包围或者环绕着破落衰败的前者。城堡与城市,不仅聚集了不同的人群,而且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两种不同的政治秩序和价值理念——一方面是等级与强制,另一方面则是平等与自由。它们之间的斗争,同时也就是权力与财富的斗争,1640-1688年的英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都是这种斗争的典型体现。在这一斗争的过程中,一种新的关于国家权力基础的理论——社会契约论应运而生。

  在此之前,标准的国家权力理论是君权神授论,即君主权力来自上帝的理论。这种理论使封建君主以及后来的专制君主视国家为自己的所有物,在压榨社会的同时不必就自己的行为向臣民负责。然而,如果说这种权力关系在封建庄园经济占支配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体现为一种领主与附庸的关系①的情况下尚可维持的话,那么随着封建权力结构之外城市经济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权力与财富的分离,要让市民们接受封建和专制君主的掠夺就没有任何法理依据②。对新兴的市民阶级来说,统治(首先体现为征税的权力)只能基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国家权力只能来自被统治者对自身权利的让渡,这就是“社会契约”的基本内涵。社会契约论强调,国家权力乃是社会成员为满足他们的共同需要,特别是提供共同的安全与秩序,经由每一位参与其中的人自愿同意而产生。虽然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建立真正基于社会契约,但这种理论的出现,不仅颠覆了封建国家和专制国家在法理上的正当性,而且也形成对资产阶级革命后新型国家强有力的规范。

  由于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往往都拥有各种形式的自治传统,拥有一段在国家之外、甚至是反抗国家的历史,因而契约论基础上的国家观自然也就是一种有限政府的国家观。它不仅认为国家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授予,而且主张这种权力的范围也必须由授权者而非国家自身决定(这典型地体现为国家权力是‘列举’的权力,而人民的权力是“保留的权力”的理论),因而其行使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方面人们对专制国家的暴虐本性记忆犹新。对他们来说,国家天生就具有腐败和压迫的倾向,因而只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恶”③[1](P3)。另一方面,人们出于自治的传统,相信社会有足够的能力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安排和组织公共生活。因此如果在极少数情况下迫不得已把某些权力转让给国家,以便让它为社会提供某些后者本身无法自足的服务,就必须对国家权力被滥用的可能性高度戒备。总之,从“有限政府”的观点来看,“管得越少的政府是越好的政府”,“什么都不管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这就是所谓的“守夜人的政府”的理论。

  三、20世纪各种反对国家干预的理论

  从某种意义上说,早期的“有限政府”理论是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国家与社会、政治与经济、权力与财富两分状态的一种历史回响。当这种分离状态因封建专制国家被推翻而不复存在,国家重新承担起对社会的管理和服务职能之后,“什么都不管的政府”就有可能被视为“最坏的政府”。因此,整个19世纪,欧洲充满了革命与抗议(最典型的包括19世纪30-40年代的英国宪章运动、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运动等)。不断壮大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阶级,不仅要求资产阶级国家扩大选举权,而且推动着后者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经济领域,以缓解失业、贫困、疾病等社会问题。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运动也蓬勃发展,其中重要的一支,即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更是把扩大民主作为最根本的主张,强调国家的民主化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

  这一切导致欧洲国家职能、因而也就意味着国家权力的急剧扩展,福利国家开始出现。1917年,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虽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国家应该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迅速消亡④[2](P168),但具体的历史逻辑却让苏联走上了一条不断扩张国家权力,并且通过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全面动员实现工业化和经济高速发展的道路。从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同样利用国家的权力杠杆调节供需关系,刺激经济增长,缓解社会矛盾。由此,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国家权力进入了一个全面扩张的阶段。应该说,在这个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挖掘”、利用国家权力,强化国家职能方面出现了一种相互促进的态势,而后者也因此建成了一整套相当全面的失业、贫困、医疗、教育方面的福利和保障体系。

  当然,国家权力的这一轮扩张是在反对声中完成的,反对者的代表人物包括伯林、哈耶克和奥克肖特,等等。与传统的“有限政府”论不同,这一批国家干预的反对者几乎拥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出发点,即对近代理性主义的批判性反思。在他们看来,“国家主义者”之所以试图通过国家对社会施以全面控制,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些人对人类理性能力的盲目自信。依照这种过分乐观的理性主义的逻辑,如果人类理性能够在包括社会政治问题在内的一切领域内提供正确指导,那么作为理性力量体现的国家,借助其强力对社会的全面控制和干预,就如同科学家利用科学技术对自然的征服和控制一样,完全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在此过程中,国家行为也就不应被理解为强制,而应该像卢梭那样,将其视为强迫那些拒不服从公意的人“获得自由”⑤[3](P29)。

  借用哈耶克的说法,这样一种思想体现的是“知识的僭越”[4],是人类理性的“致命的自负”[5]。在这一批国家权力扩张的批评者看来,以理性之名要求国家对社会进行全面控制的主张犯有双重错误。首先,它过分夸大了理性的作用。事实上理性不过是一种相对有效的人类认识能力,但并非这种能力的全部。其次,它忽视了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因而简单地采取一种类似于对自然进行技术控制和技术改造的方法来对待人与社会。也就是说,尽管代表着现代理性主义的科学技术在改造和控制自然方面体现出强大的能力,但以技术主义这种整齐划一的态度管理远比自然更为复杂多样的社会,则一定会因其简单粗暴的方法,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因此,他们共同呼吁慎用国家权力,而把更多的自由留给社会。正是从前一个方面出发,人们把他们称为“保守主义者”,而从后一个方面出发,人们又称他们为“自由至上论者(libertarianists)”。

  简单列举一下上述几位代表人物的思想也许不无启发。哈耶克从社会主体即个人处境的高度个体化、分散化和差异化的角度出发,认为根本不可能通过国家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全面集中的控制。这是他反对计划经济而强烈主张市场经济的根本原因[6](P77)。奥克肖特认为,人类知识中存在着大量可教不可学、可学不可教的部分,即类似庄子所说的“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⑥的部分。这类知识只能体现于传统的行为方式与行为习惯之中,无法通过明确表达的语言命题加以呈示。因此“因应传统”而非技术性控制,无为而非干预应该成为国家行动的基本原则[7](P14-15)。伯林则认为,既然理性并不能保证人们必然获得正确的知识,那么以理性之名支配人的生活,尤其是借助国家的强制手段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即所谓的“积极自由”就既没有逻辑上的依据,也不具有道德上的权威。因此,他强调保证每一个人遵照自己的意志选择自己生活的自由,只要不妨碍其他人的自由即可,这就是“消极的自由”[8]。

  当然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国家干预的批评者在反对国家权力扩张的同时,并不一定都找到了国家权力的替代者(比如哈耶克所说的“自发秩序”)。他们更真实的想法是,社会中肯定存在某些困境和难题,这些困境、难题甚至苦难个人无法解决、社会无法解决,国家同样也无法解决,这是人类真实处境的一部分。如果非要借助国家手段对此强行加以改变,那么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必定导致对社会和个人的强制,甚至导致其他更大的灾难,因此一定要避免“国家万能”的幻想。

  四、20世纪80年代以后治理理论的兴起

  上述哈耶克等提出的反对国家干预的理论,在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也没有能够扭转世界范围内国家权力持续扩张的基本趋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出现“滞胀”现象、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显露危机并进而导致苏联模式的失败,人们对国家权力的边界问题才再度予以普遍关注。不过,从20世纪70年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复兴,到90年代治理理论的兴起,中间还有一个过渡阶段。

  20世纪70年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复兴出自两个方面互不相关的原因。一方面是纯理论的研究,即部分西方政治学者对所谓“国家自主性”的发现⑦[9],另一方面则是西方对苏联东欧20世纪60-70年代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实践关注。但随后不久,人们的兴趣就很快转向了西方国家自身的现实问题,即因为国家过度干预而产生的巨额财政赤字、“福利病”、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以及经济中的“滞胀”问题,由此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以及政策实践方面以美国的里根主义和英国的撒切尔主义为代表的、遍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去国家化”浪潮。

  不过从整体上看,这次的“去国家化”并未导致西方国家全面回到“最小限度的国家”(minimal state,美国政治哲学家诺齐克提出的概念)或者“什么都不管的国家”,因为人们在看到“国家失灵”的同时,也发现了“市场失灵”的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对“第三部门”和“公共社会”的关切。在这种新的关切中,国家与社会不再像古典自由主义时期那样,被置于相互对立的两端。至此,治理理论已经呼之欲出。与此同时,随着新自由主义推动的全球化的进程,诸多跨越国界的问题也纷纷呈现出来。人们通常认为,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不仅超出了国家的边界,也超出了国家的能力,因此不仅需要国家之间的联合与合作,更需要国家与非政府部门,包括国际非政府部门的联合与合作,“全球治理”的理论也因此应运而生。

  实际上,恰恰是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反过来推动人们反思治理的基本逻辑。较早对治理理论进行系统阐发的,是世界银行1992年发布的研究报告《治理与发展》。该报告认为,治理乃是各种政府性和非政府性组织、私人企业以及社会运动“为实现发展而在国际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10](P3)。其中特别强调,要实现治理目标,应充分支持和培养公共社会的发展,而所谓的“公众社会”,就包括志愿性组织、非政府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等等。在此之后,“治理”概念迅速风靡全世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甚至在其1999年的《人类发展报告》中强调指出,“全球化为人类进步提供了更大的机会,但前提是必须能够进行更强有力的治理”[11],从而把治理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现象实际上体现了人们对一种新的、超越国家权力逻辑的规则与秩序的渴求。

  五、国家权力为何需要边界

  通过以上简单的理论梳理,不难发现“国家权力边界论”的一些基本逻辑。

  首先是效率和成本方面的考虑。上文提到,治理理论的提出,意味着人们认识到国家并非无所不能,但对这一点应该有正确的理解。也就是说,承认国家能力的有限性,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其实是就国家行为的成本和效率而言的。很多事情,也许并不一定超出了国家的能力范围,但在分权和制衡的体制下,其协商(讨价还价)成本和时间成本却可能远远超出了人们能够接受的程度。至于在中国这样具有超强动员能力的体制下,政府行为具有国家强制力的支持,再加上官员考绩和升迁的巨大压力,要达成某项目标固然可以雷厉风行,从而大大降低协商成本和时间成本,但另一方面,集中决策和行动,出现错误的可能性也会增加,而如果国家的统一决策和行动出现错误,那么代价也会比分散决策和行动高出很多。在这里,哈耶克关于分散决策的思想非常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国家权力内在地具有不断滋生繁衍和向外扩张的倾向,而这不仅是权力与利益之间相互强化的关系的结果。在过分依赖国家的情况下,一个很常见的现象是,为解决某项社会问题而创造出来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又制造出了其他的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些新的问题,人们又制造出新的权力。如此循环往复,权力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问题也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比如为了解决高考中的应试教育问题,中国高校纷纷采用了各类自主招生制度,但由于各类自主招生仍然需要考试,所以自主招生也变成了应试教育,而且很可能导致各种各样的腐败与不公正。这如同医生在治疗某种疾病的同时,也可能导致了其他的疾病(所谓的“医源性疾病”)发生。在不增加病人自身抵抗力的情况下,一味依赖药物治下去,病人的体质可能越来越差,病情可能越来越复杂,最后到无药可治的地步。所以,根本办法还是提高病人自身的抵抗能力。治理理论的基本逻辑就是,在不排除国家参与的前提下,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培养和提高社会自身解决问题的条件和能力,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

  再次,国家权力还存在腐败的可能性。政治学中有一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对这句话恐怕不能心存侥幸,而是必须认真对待。严格来讲,不仅权钱交易是腐败,误用权力或者滥用权力也是腐败。当然,人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监督、制约与平衡的机制,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和误用。但是,姑且不论这些机制是否能够有效发挥作用,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这些机制的创设本身就意味着又增加了新的权力,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而且监督、制约与平衡机制本身即便有效,客观上又会造成拖拉与扯皮,从而导致成本的增加和效率的丧失。总之,在国家权力的问题上,恐怕还是应该大力提倡精简原则,国家应该尽量克制自身扩张权力的冲动。在这方面,英国政治思想家密尔的主张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他认为,在三种情况下,政府都不应替代社会行动。第一种是,“所要办的事,若由个人来办会比由政府来办更好一些。”第二种是,“有许多事情,虽然由一些个人来办一般看来未必能像政府官吏办得那样好,但是仍宜让个人来办而不要由政府来办;因为作为对于他们个人的精神教育的手段和方式来说,这样可以加强他们主动的才能,可以锻炼他们的判断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留给他们去对付的课题上获得熟练的知识”。“第三种理由也即最有力的理由乃是说,不必要地增加政府的权力,会有很大的祸患。”[12](P118-120)也就是,在国家权力的问题上,也需要一把“奥卡姆剃刀”——“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最后是国家行动的统一性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之间的矛盾。在一个复杂社会,可能没有两个人或者两件事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国家的统一决策与行动即一刀切,往往难以切合实际,也未必能够达到最优的结果。哈耶克为了反对国家对社会的过分干预,干脆拒绝关于社会公正的一切理论。他这一看似耸人听闻的观点实际上有相当深刻的理由。严格地讲,哈耶克并非在一般意义上反对公正,他反对的是国家以公正为由进行再分配式的干预。因为公正总有其标准,即在哪一个方面公正[13](P62)。比如根据劳动量进行分配,还是根据劳动效果进行分配,或者根据劳动中的努力程度进行分配?国家如果确定其中某一项,比如以劳动量作为标准,虽然使付出更多劳动的人得到了更多的报酬,但可能会忽视劳动者在劳动效果和劳动态度方面的差异;而如果试图制定出一套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的标准,又会使分配问题复杂到没有办法操作的程度(其实所谓“各方面”本身很可能就是一个不可穷尽的范畴)。在这种情况下,也许让注重不同标准的人自由选择按不同标准进行分配的社会组织更为可取。

  国家权力具有强制性,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又具有整齐划一的特点,因此对于那些其个人目标与国家的政策目标并不一致或者并不完全一致的人来说就构成了强制。奥克肖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把人类群体分为两类:一类是所谓的“事业型联合体”,或者简单说就是“目标共同体”;另一类是“公民联合体”,或者简单说就是“规则共同体”。前者由追求同一目标的人构成,但其边界是开放的。如果某个成员不再认同其目标可以自由退出,而认可其目标的个人也可以随时自由进入,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个人能够自由地选择各自的生活道路。后一类群体则类似于国家,它最根本的特点是边界的封闭性,即人们不可能自由出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制订公共目标的时候就需要特别慎重,以免对并不一定认可这些目标的公民造成不可逃避的强制[14](P129)。

  在现代社会,每一位公民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是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予以充分保护和尊重的基本价值。为此,除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之外,减少一切不必要的对公民个体的强制也应该是现代国家对自身的内在要求。在此,伯林讨论消极自由的时候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值得重视。在他看来,无论出于什么样的理由对一个人进行强制(为其自由、为其幸福、为其免于错误),客观上都是对此人自由的剥夺,因而都是自由的“绝对损失”[15](P10)。这当然是一种极端化的观点,国家也并不可能因此就避免对某些人的强制。但是,强制毕竟使其对象丧失了自由,这却是国家在施行强制时必须时刻牢记的事情。唯其如此,才能在不必要的时候尽可能避免强制,让社会享有尽可能多的自由。

  总之,一种真正有效的治理,需要放弃国家万能的思想,也需要放弃过度依赖国家的冲动。国家职能在必要的时候当然需要予以扩展和强化,国家的执行能力当然需要得到保障,但国家不是福利院,也不是保险公司,国家不可能解决人世间的一切苦难,相反,国家权力有其自身的危险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主张共产主义最终要消灭国家。国家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把权力归还给社会,依赖各种社会力量,或者与它们合作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治理的本质所在,也是增强国家的治理能力的根本路径所在。

  注释:

  ①依据这种关系,附庸从领主那里得到其封地。作为回报,后者应向前者缴纳贡赋。

  ②封建庄园经济同时是一种贡赋经济,封建主的收入主要来自附庸缴纳的贡赋。城市则一般不处于封建社会的权力结构之内,它们往往通过向附近的封建主支付一定数量的“保护费”而享有自治的权利。由于城市不必向封建主缴纳贡赋,因而统治者只能通过征税的方式向城市居民提取资源,而这恰恰成为1840年的英国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甚至1776年美国独立战争的根源。

  ③这是英国政治思想家潘恩的名言。他表示:“社会在各种情况下都是受人欢迎的,可是政府呢,即使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是一件免不了的祸害;在其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不可容忍的祸害”。

  ④马克思认为,在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政府的压迫力量和统治社会的权威就随着它的纯粹压迫性机构的废除而被摧毁,而政府应执行的合理职能,则不是由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机构,而是由社会本身的承担责任的勤务员来执行。”

  ⑤卢梭认为:“任何人拒不服从公意的,全体就要迫使他服从公意。这恰好就是说,人们要迫使他自由”。

  ⑥《庄子·天道》。

  ⑦所谓“国家自主性(autonomy of the state)”即国家独立于社会控制的特性,或者说“国家机构和精英在某种环境下违背统治阶级的长期经济利益而行动,或者为创造一种新的生产模式而行动”的可能性。这一现象是Theda Skocpol,Ralph Miliband等人的发现。

  参考文献:

  [1]潘恩选集[M].马清槐,等.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何兆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F.A.Hayek."Pretence of Knowledge,"[J].The Swedish Journal of Economics,1975,77(4).

  [5]哈耶克.致命的自负[M].冯克利,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6]Cf.,F.A.Hayek.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7]Cf.,Michael Oakeshott.Rationalism in Politics and Other Essays[M].Indianapolis:Liberty Fund,1991.

  [8]Cf.,Isaiah Berlin.Two Concepts of Liberty[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8.

  [9]Theda Skocpol."A Critical Review of Barrington Moore's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J].Politics and Society,1973,(4).

  [10]World Bank.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R].Washington D.C.:World Bank,1992.

  [11]UNDP."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EB/OL].http://hdr.undp.org/reports/global/1999/en/.

  [12]密尔.论自由[M].程崇华.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

  [13]F.A.Hayek.Law,Legislation,and Liberty,Vol.II,The Mirage of Social Justice[M].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76.

  [14]Michael Oakeshott.On Human Conduct[M].Oxford:Clarendon Press,1975.

作者简介

姓名:唐士其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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