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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民主及其特征与局限
2019年12月01日 07:48 来源:《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1期 作者:尚智丛 樊春雨 字号

内容摘要: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知识正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心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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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知识民主自20世纪90年代提出以来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但就知识民主的民主形式及特征还缺乏系统探讨。历史上民主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古希腊直接民主到近代代议制民主再到当代的协商民主。在知识社会中,依托于知识这一中心资源,需要发展一种在知识生产、传播和运用阶段容纳所有主体平等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民主形式,即知识民主。知识民主具有三个典型特征:多元主体参与、理性协商和知识的平等共享。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形式,知识民主在实践过程中有其局限性。

  关键词:知识民主/ 特征/ 局限

  作者简介:尚智丛(1967- ),内蒙古锡林浩特人,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的社会研究;樊春雨(1992- ),女,河北邯郸人,中国科学院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

  伴随着新科技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深刻的社会变革,知识正逐步成为社会的中心资源。后工业社会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因此,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后工业社会将成为知识社会。[1]然而,自古以来知识便总是被精英阶层所垄断,柏拉图将知识与智慧集于哲学王一人,因而知识与公众无关,更是与民主背道而驰。即使在现代这个知识增长与教育普及程度飞速发展的时代,知识作为赋权和提高能力的源泉,作为发展的决定性工具,仍然与一大堆不平等不自由的社会现象如影随形,如全球范围内的知识鸿沟。因此,知识社会在促进知识经济发展的同时,更需要知识民主来保障人权的实现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民主一词最早由加拿大学者约翰·加文塔(John Gaventa)在1991年提出。他指出,知识社会中的根本问题在于“生产什么样的知识、谁进行生产、为了谁的利益生产、为了什么目标生产”[2]。由此,打开了人们探讨知识民主的大门。虽然各国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但就知识民主的形式、特征及其局限,还缺乏深入讨论。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一、民主的演变及知识民主的提出

  民主的本质在于保护人的权利与自由。自古希腊以来,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革,人类社会演变出多种民主形式。20世纪70年代以后,人类社会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实现知识社会,知识民主的呼声也愈来愈强。追溯民主的发展与演变,我们会发现知识民主的提出是必然的。

  “民主”(Democracy)产生于政治学领域,其词源学上的含义是人民(demos)的统治(cracy)或人民主权,指一种既区别于君主制(一个人的统治)又区别于贵族制(少数人的统治),而由全体人民平等地无差别地参与国家(公共事务)决策与管理的统治形式。作为一种政治体制,民主发源于古希腊。

  古希腊时期,雅典政体是民主政体的典型代表。雅典政体的民主特色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制度安排,其政治制度最早体现了主权在民、权力制约等特点,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机构分别是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作为最高权力机关,所有具有公民资格的人均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言,参与辩论并表决;作为公民大会之外负责日常事务的权力机构,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由抽签产生并轮流执政;民众法庭的成员也由抽签产生,并根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审理案件。二是制度背后的政治观念与文化。雅典民主普遍信奉公民美德,并把公民献身于城邦政治作为实现美德、发展自我的一种重要方式。基于这种同质化的社会文化背景,雅典公民的生活并没有公私之分,直接参与城邦公共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既是一种政治原则,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既是一种权利,更是一种义务。因此,雅典民主是一种由全体公民参与的直接民主,民主是实现自我本质的目标,同时也是手段。然而,这种直接民主一方面将雅典推向繁荣,另一方面其统治方式的缺陷也带来各种社会问题,苏格拉底之死便是最好的例证。这一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持普遍的批判态度。他们认为政治统治需要专业的知识和技能,统治者必须是接受过良好教育、聪明而有智慧的人。而民主则把权力赋予没有受过教育、愚昧无知的民众,他们很难对问题形成正确的看法,这些人一旦获得参与政治的权利就会变成集体暴君。因此,“他们并不把民主看作一种允许所有人享有同等政治权利的公平的制度,而是把它看作数量占多数的穷人对富人横行霸道的制度,是一种群氓政治”[3]14。同时,他们还认为,民主使知识和智慧边缘化,民主与知识是不相容的两方面。总之,作为首次出现的民主形式,雅典民主彰显了民主的最初也是本质的定义,即人民的统治;同时也标榜了民主最主要的两大原则:自由和平等。作为一种公民积极参与自我管理的统治形式,它优于其他统治形式。然而这种简单直接的民主形式也存在令人诟病的局限性,民主过程缺乏自我纠错机制,缺乏法律的限制,缺乏保护少数原则,单纯依靠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能保证决策的正确性,也不能保证所有公民的言论和思想自由,因而极易产生多数人暴政的危害。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民主便被打上了“多数暴政”的标签,并被视为政治堕落的表现。直到近代,民主在经历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造之后才重返政治舞台。近代民族国家,无论其国土面积还是人口数量,其规模早已不适用于小国寡民的城邦式直接民主,同时直接民主的弊端也是民主实践中必须克服的障碍。因此,近代政治思想家们更新了民主形式,发明了“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是指“全体人民或一大部分人民通过由他们定期选出的代表行使最后的控制权,这种权力在每一种政体都必定存在于某个地方”[4]65。与古希腊的直接民主不同,代议制民主具有以下几方面原则:一是人民主权原则。洛克指出,国家和政府的产生来源于社会契约,政府权威是由人民所赋予,政府建立的目的是保护个人生命财产的安全与自由,如果政府没有达到这些目的,那么作为授权人,人民有权废除它。二是代议制原则。由于地域及人口限制,更是为了避免多数暴政的危害,人民通过选举代表自身利益的代表进行参政议政。这些代表既站在公共善的立场为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发声,同时又理性地审视公民的不同意见。需要注意的是,代议制民主遵从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但其前提是尊重并保护少数。因此,社会中每一部分的人都应该按人数比例拥有自己的代表,多数与少数一样都享有充分的代表权。三是三权分立与权力制衡原则。“自古以来的经验表明,所有拥有权力的人,都倾向于滥用权力,而且不用到极限决不罢休。”[5]185因此,孟德斯鸠认为,为防止权力滥用,必须用权力制约权力,合法政府形式必然遵守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通过权力间的相互制衡保障公民的自由。四是自由与法治原则。与古希腊民主崇尚美德不同,近代民主的主题是维护公民自由。公民自由可以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理解。积极自由是指个人在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绝大多数事物中追求自己偏好的自由,涉及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个性自由等;消极自由是指公民的个人权益不受压倒一切的政治权威的侵害。因此,为了维护自由,必须对国家的权力加以限制。限制国家权力的有效手段就是制定宪法以及与之相契合的各项法律,国家和政府的各项活动必须遵循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间接民主形式,它成功地解决了公民参与和政府效率的矛盾,同时能够通过代表集中和体现人类智慧,民主与知识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消解。“它既作为负责又可行的政府而得到赞美,又能在广袤的国土上和漫长的时间跨度内保持稳定。”[6]148尽管如此,代议制民主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缺陷:一是依据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投票存在悖论,即“阿罗不可能性定理”。这一悖论揭示了多数人的投票选择并不能反映多数人的意志。二是由于信息不足及缺乏审慎思考,投票过程缺乏充足的理性,公民的欲求和偏好可能被欺骗或操控,公民的决定也充满随意性和投机性。三是代议制容易导致官僚主义统治,由此导致人民与代表的分离。代表并不一定代表公共利益,公民实际上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因而对政治生活持普遍冷漠的态度。

  二十世纪以来,民主思想的发展是对经济、政治、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深刻变革的反映。这一时期传统民主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怀疑、批驳和修正,同时他们也提出了多种模式的民主理论。尽管二十世纪的民主思潮呈现百家争鸣的景象,但仍可从中发现两条背道而驰的主线。一条是从实证主义研究出发,坚决捍卫代议制民主形式的精英主义倾向;另一条是为解决代议制民主的弊端而向直接民主的复归,发展出一种半直接形式的协商民主。

  精英主义从经验和实证角度出发,认为二十世纪的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都发生了新变化:在新科技革命影响下,社会生产方式的发展要求国家加强对经济和公共事务的干预,增强自己的管理与决策职能,国家权力重心逐渐由议会转移到行政机关。行政机关的膨胀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官僚主义的盛行,官僚主义的发展实际上导致一定程度上政府与民意的脱离。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精英主义者选择承认并捍卫这种现象,并认为由于人天生是不平等的,社会本质上就是少数领袖或精英对绝大多数人的统治。精英民主论代表熊彼特认为,“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就‘人民’和‘统治’两词的任何明显意义而言——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7]415。因此,民主并不是促进公民共同利益实现和发展公民美德的基础,它只不过是产生精英、为精英统治提供合法性依据并保持精英富有效率的关键机制或过程。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这种明显的精英主义倾向并没有消退,而是发展出技术专家治国论。技术专家治国论认为,后工业社会是一个知识社会,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政府决策越来越离不开专业知识的支持,政治过程需要科学家和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因而知识分子阶层将逐渐成为主宰社会的统治阶级。精英主义倾向的代议制民主模式迎合了西方上层社会的需求,并对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然而这种模式并没有很好地解决严峻的社会矛盾,反而加剧了公民对政府及专家的不信任,加剧了社会的不平等。尤其在知识成为中心资源的社会中,这一民主模式在加剧由于知识鸿沟扩大而导致的愈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知识在应用和决策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负面影响等方面有不可推脱的责任。

  为克服精英主义代议制民主模式的弊端,许多学者试图超越现存缺陷而向直接民主复归。为此他们提出一种强调参与和协商的半直接的民主形式,即协商民主。这种民主模式在代议制民主基础上强调公民直接参与并通过协商形成共识的过程,它有助于矫正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增强公民与政府的联系。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这种半直接的民主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知识与民主的矛盾,缓解与知识相关的不平等现象,保障人权的实现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并发展成为依托于知识的知识民主。

  作为一种规范的民主模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知识民主意味着社会中“主导性和非主导性的行动者有平等的机会和能力来推动这些知识,从而为社会问题的解决做出贡献。这种知识民主在知识的获取,知识共享的方式以及知识在决策中的作用方面没有任何偏见”[8]。知识社会中知识已成为建构社会秩序的基础因素,知识的平等关系到社会公平正义秩序的建构,因此必须发展一种在知识生产、运用和传播阶段容纳所有主体平等自由参与和理性协商的民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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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尚智丛 樊春雨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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