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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形成与发展
2019年12月01日 07:48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 作者:王正平 字号

内容摘要:教育伦理学是当代应用伦理学或教育哲学的新兴学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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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教育伦理学是当代应用伦理学或教育哲学的新兴学科之一。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杜威较早正式使用“教育伦理学”这一学术概念,并对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随着教育事业发展的深入,国外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伦理学研究日益得到教育界、伦理学界的高度重视,在深度与广度上均有所展开。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者开始正式把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进行研究,一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进步,另一方面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需要进一步深入和完善。

  关键词:教育伦理学/ 杜威教育伦理思想/ 西方教育伦理学/ 中国教育伦理学

  作者简介:王正平,上海师范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哲学与法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伦理学是当代应用伦理学或教育哲学的新兴学科之一。它是研究教育活动的价值与善恶,探讨教育中的道德关系、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探索健全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道德人格的完善,以实现教育的最大利益和最大善的科学。①认真探讨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外和中国的形成历程和发展轨迹,有益于我们发现其中的规律,更好地推动它的健康发展。

  一、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理论形成

  教育伦理思想有着悠久的形成与发展史,它是随着人类教育职业活动的开展和社会经济文化的进步而逐步形成、丰富与变化的。在中外教育史上,无论是孔子、荀子、孟子、韩愈,还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夸美纽斯,都曾较早提出过许多包含真知灼见的教育伦理思想。但作为一门相对独立、具有比较完整思想理论体系的教育伦理学学科,是到了近现代才得以形成,并逐步在实践中得到充实、提高与完善。

  从现有的思想理论资料看,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杜威是较早正式使用“教育伦理学”(Educational Ethics)这一学术概念的人,并先后发表了三篇直接阐述教育伦理学的学科对象、基本原则、方法与任务的重要学术论文。

  1895年,杜威的《教育伦理学:六次讲座内容纲要》由美国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首次出版,直接用于芝加哥大学有关教育与研究机构的教学。该教育伦理学的六次系列讲座的主要内容包括“学校伦理问题”“教育方法的伦理”“课程或学习科目的伦理”“学校与道德进步”等,②开创性地提出和探讨了教育伦理学及其重要的理论问题。其中,杜威在阐述“学校的伦理”时用理论纲要的形式明确提出学校是一种社会机构,应当为社会发展服务。作为学校伦理,假定或预设“发展个性与服务社会的统一”③。

  同年,杜威又在《教育伦理学:六次讲座内容纲要》的基础上,出版了名为《构成教育基础的伦理原则》的学术专著。针对当时有一种倾向认为学校本身是一种机构,好像无须根据行为的一般科学原理就能阐明学校的道德,杜威明确提出“不能有两套伦理原则或两种形式的伦理理论,一套为校内生活,另一套为校外生活。因为行为是一体的,所以行为的原则也是一体的”④。但是,他也指出,教育伦理问题毕竟有自己的特殊性,“原则是同一的,随不同环境而变化的是特殊的联系和应用点”⑤。

  在《构成教育基础的伦理原则》中,杜威在强调学校对社会的道德责任时指出,“在学校接受教育的儿童是社会的一员,必须把他们作为这样的成员予以教导和关怀。学校及学校经营者的道德责任是对社会负责。学校从根本上是由社会建立的一种从事某种特殊工作的机构——在维持生活和促进社会福利汇总行使某种特殊职能。不承认赋予它的这一伦理责任的教育制度是不负责的”⑥,“因此,有必要从学校在社会中的道德地位和道德职能的观点来讨论学校的整体结构和具体工作”⑦。他还深刻地指出,学校的伦理目标与儿童培养的目标是一致的。“儿童在智力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以及身体上是一个有机体的整体,因此,必须用最为复杂和最为有机的精神去解释决定学校工作的伦理目标。”⑧杜威特地强调:“学校在社会方面的伦理责任,也必须用最广泛的和最自由的精神赋予解释;对儿童的训练,将使得他得以管束好自己,并对自己负责;不仅使他适应正在进行的变革,还要使他具备形成和指挥这种变革的力量。”⑨

  杜威认为,学校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机构,应当从社会生活对学校培养人的要求角度来确立学校教育的道德标准。把学校构建为一种社会机构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要使学校的智力训练与道德训练、获取信息与人格成长相统一,应当培养学生对社会共同体的兴趣。“一种发现形成一切社会秩序和社会进步的事物并践履这些原则的兴趣——是一种根本的伦理习惯。一切特殊的学校习惯如果要被道德生活的呼吸激活的话,它们就必须和这种伦理习惯联系起来。”⑩

  杜威探讨了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的伦理问题。他认为,大一统的教学有碍社会精神的培养。“所有人都在做一模一样的事,产生一模一样的成果。社会精神没有得到培养——事实上,只要这种方法在起作用,社会精神就会因为缺少运用而逐渐萎缩。”(11)他认为在智力和艺术的事情上的规律是合作和参与,但学校教学往往过早地把儿童推入个人主义的竞争领域,这有害于学生社会精神的培育。杜威还指出,“每引入一种诉诸儿童各种主动的能力的方法,即引进诉诸儿童的建设、生产和创造的能力的方法,都标志着一个把伦理的重心由自私的吸收转移到社会性服务上来的机会”。(12)他认为,“学科的意义在于引导儿童对社会生活的构成或结构的意识,它的作用在于教给儿童关于社会发展的工具并掌握这些工具。学科具有三项独立的价值,即教养价值、信息价值和训练价值。这些价值涉及信息、训练和教养这三个关键词”。杜威深刻地指出:“信息,仅就产生了处于社会生活背景之中的材料的明确图像和观念而言,才是名副其实的和有教养意义的。训练,只有在它表示对转化为个体自身能力的信息的反应,以使他为了社会的目的控制住自身的能力时,才真正具有教育意义。教养,若有真正的教育意义,而不是一种外在的优雅或造作的虚饰,那么它表示信息与训练充满活力的联合。教养标志个体在其整个人生观上以及处理生活的方式上的社会化。”(13)

  为了深入探明教育的伦理意义和伦理行为,研究教育中的心理学是绝对必要的。应当关注对学生理智、判断力、本能、冲动和意志等心理现象的研究。杜威指出:“每门学科、每种教学方法以及学校生活中的每件小事都蕴含着道德的生活。”(14)

  杜威在这一时期对教育活动中的伦理问题的研究是系统而深入的,并根据自己在实验学校所从事的教育实践经验,不断深入对教育伦理学进行探讨。1909年,他在上述专门著述的基础上出版了《教育中的道德原则》(又译《教育中的伦理原则》),比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教育伦理思想。首先,杜威探讨了“学校的道德目标”,他认为,学校应用的学习方法和教授的教学内容,其目标应是使受教育者的行为变得“更加文明、更加连贯、更加富有活力”。要把学科教学与道德培养结合起来,把理智的成果与品质最终结合起来,借助所有的机构、部门和学校生活素材对学生进行品质培养,使学生成为对社会文明发展有用的人。(15)杜威指出,“教育者——无论是父母,还是教师——的工作是负责这一点:孩子和年轻人获得的最大可能数量的观念,都是以这样一种必不可少的方式获得的,以至于这些观念在指导行为的过程中成为推动性观念和原动力。这种要求和这个良机,使得道德目标在所有的教育——无论其主题是什么——中都具有了普遍性和支配性”。(16)

  其次,杜威认为,对社会而言,由学校共同体给予学生道德训练是学校的道德责任以及学校管理者的道德责任。他指出:“学校基本上是由社会建立的一个做某种特殊工作——在维持社会生活和增加社会福利中发挥某种特殊功能——的机构。这个事实使得学校承担了一种伦理责任。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教育系统,是玩忽职守的,是一个不履行义务的系统。”(17)道德训练的本质是“使一个孩子成为一个良好的公民”,“承担起维护这个社会共同体的责任”,“他将成为某个特殊地区和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并且,无论他在哪里,都必须为生活的价值作出贡献,都必须为一个文明社会增加体面和优雅。”(18)杜威十分强调学校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学校应当根据社会的道德准则,参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心和道德习惯。“对共同体福祉的关心——也就是说,一种对察觉有利于社会秩序的进步的无论什么东西的关心,以及对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的关心——就是这样一种道德习惯。”(19)而对学校的伦理目标而言,“除了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去,学校没有任何道德目的和目标”。(20)

  第三,杜威认为,学校教授的课程具有社会属性和伦理意义。他指出,无论什么学科,如地理、历史、数学,只有当这些学科为了社会目的而将自身根据社会的需要来设定时,才“真正是教育性的”。“当一个学科被作为对社会生活的一种理解模式而被教授时,它就会拥有实际的伦理意义。”(21)学校和教师的道德动机和力量,是通过培养学生服务于社会利益和目标的过程中起作用的社会资历和社会能力得到体现的。

  第四,杜威认为,学校道德是“三位一体”的,即社会智力、社会能力和社会利益相统一。其道德资源是:(1)自身作为一个社会性机构的学校生活;(2)学习和做事情的方法;(3)学校的学科和课程。(22)他对学校伦理做了深刻而全面的概括。他指出:“只要学校在其自身精神上表现了一种真正的共同体生活;只要那些被称为学校纪律、管理、秩序等的东西都是这种内在本质的表现;只要所使用的那些方法都要求积极能动的建设性能力——它们允许孩子创造东西并因此而提供服务;只要课程是为了向孩子提供使他获得关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必须扮演一个角色,并且必须满足这些要求——的一种意识的材料而被选择和组织;只要这些目标被实现了,学校就在一个伦理基础上被组织了。”(23)当然,杜威并没有忽视教师与学生个体之间伦理关系的重要性。他说:“所有的这些基本的伦理要求都被满足了,剩下的,就是个体的教师和个体的孩子之间的事情。”(24)

  第五,杜威还专门探讨了教育心理的伦理问题。他提出,我们的伦理原则需要用心理学术语来表述,并且指出,“在教育中,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相信存在着可以被有效应用的道德原则”,“我们必须把道德翻译成共同体生活的环境和力量,翻译成个人的冲动和习惯”。(25)

  在《教育中的道德原则》这本书的最后,杜威突出强调了在教育中恪守合理的道德原则的重要性。他指出,“我们必须做到的一件事情是:在与其他力量是真实的完全相同的意义上,承认道德原则也是真实的;它们是共同体生活内在固有的,是个人的行为结构所内在固有的”。(26)“带着这个信念工作的教师,将会发现:每一门学科,每一种教育方法,学校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事件,都充满着道德的可能性。”(27)

  杜威先后发表的上述三部重要教育伦理学专著,思想深邃,互有关联,各有侧重,为教育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正式确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杜威开拓性的理论探索,实际上概括和揭示了所涉及的最基本研究领域,即学校伦理或宏观教育职业活动伦理、教育方法伦理、学科课程伦理、师生关系伦理、教育心理伦理等重要内容,并阐述了基本的伦理道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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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正平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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