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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境遇与挑战
2019年09月15日 08:24 来源: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作者:谭好哲 字号

内容摘要:当代文化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也必须面向新的时代境遇,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在应对现实挑战中求得自身的当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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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当代文化研究需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指导,同时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也必须面向新的时代境遇,在新的历史形势之下、在应对现实挑战中求得自身的当代发展。在全球化的历史语境之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与时代的关系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检验问题,特别表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论文化观念在现代哲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等领域所经受的理论冲击方面;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创新问题,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这两个方面,都给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前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今时代是否依然具有话语有效性的问题,后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当代文化研究中话语主导权的争夺问题。就后一方面而言,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亟需对如下三个特别突出的问题给予时代性回答与解决:其一是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领导权之争与文化民族化问题,其二是传媒化、技术化、产业化背景下文化创造中精神价值的坚守问题,其三是文化现代性发展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当代境遇

    作者简介:谭好哲,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日渐深入的改革与发展,文化问题在中国日渐凸显出来。文化及其由之引生的诸多问题,诸如低俗文化的泛滥及其所带来的崇高精神价值的缺失,民众文化生活的多样需求与文化环境、文化场所和文化市场的建设,传统文化的日渐消失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外来文化的大规模入侵与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严重不对称,等等,不仅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可以感受到的现象,也成为政府和社会主管部门着力开展的工作。这样一种现实状况,直接催生了中国学术界文化研究的高度热情。理论界对于文化问题的关注,从来没有像当今时代这样地普遍与执着。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主义文化观念和理论的研究也逐渐地多起来、活跃起来。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局面。

  为使中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相应理论研究持有正确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念和方法的指导是必不可少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就应该走在前面。在这其中,一方面应该固本清源,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历史发展、基本内容、理论特征等等作出全面系统的学理化研究,另一方面应该致力创新,面向当代新的历史语境和历史机遇发展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以新的理论创造引领和指导当代文化实践,以使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获得现实的生命活力。然而,纵观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状况,虽然说取得了不少理论成果和学术成就,但总体上来看还与中国当代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现实发展不很相称,不仅没有在世界范围内推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中国话语,甚至也落后于中国文化蓬勃发展的现实,因而对当代文化的解释能力与引领作用均有不足。以上不足,有我们自身理论创新能力方面的原因,而从研究角度来看也与中国当代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存在着的诸多理论认识上的偏误和倾向有关。具体而言,有两个偏误和倾向特别值得引起注意:一个偏误和倾向是对以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已有理论成就认识不足,有意无意地忽略和淡化它在当代文化研究中的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一个偏误和倾向是教条化地对待已有的尤其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观念,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实践特性,不善于从应对文化发展的现实境遇和挑战中开展理论创新,在新的文化实践中为之注入新的思想内容与理论活力。这两种偏误和倾向都既不利于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研究和认识,也不利于在当代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和发展。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进程,西方现代各种文艺作品、文化成果和思想文化理论被大量地引进、译介过来,这一方面极大地活跃了中国当代的文化生活和局面,加强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与精神沟通,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起到了一定的推进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一些错误的西方文化理论和观念找到了繁殖的场所,给当代中国学界造成了不少值得反思的思想误导与错乱。纵览学界相关研究论著便不难发现,不少学者在追新猎奇的外向选择与迎合中放弃了自己的理论判断和应有坚守,把某些西方现代文化理论和观念奉为圭臬,如数家珍,而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和观念则不甚了解,甚至不以为然。其实,马克思主义是有其科学的文化理论和观念的。对马克思主义而言,经济、政治与文化是人类社会组成的三个基本要素和层面,因而对它们的理论定向就相应构成了三个重要理论组成部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导的文化理论。文化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便已存在,它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涵盖哲学、历史、文学、艺术、语言、宗教、教育等诸多精神文化领域,在将近200年的发展历程中,积淀下了极其丰厚的理论成果,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观念学说,并且形成了集科学性与实践性于一体的理论特征。就基本观念而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既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确定了文化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上层建筑位置,从而科学地解决了文化的历史起源、内容来源和社会地位等问题,又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阐明了文化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的反作用,特别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深刻揭示了文化的人化性质及其在民族精神价值的塑造、在人类自由与解放中的能动历史作用等等重大理论问题。比较而言,迄今尚无一种西方文化理论和学说具有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那样的科学解释能力与实践指导效力,其在文化理论研究和文化实践中的指导地位还是无可取代的。因此,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来说,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是应该认真学习与继承的一份宝贵理论遗产,无视其理论存在,是非历史主义的表现。而放弃它对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指导地位,也就放弃了文化理论研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坚守和对科学性的理论追求。

  如果说忽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已有的理论成果和价值,放弃它在当代文化理论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错误的,要不得的,那么上述第二种偏误和倾向同样也是错误的,要不得的。作为新兴无产阶级的一种争取人类自由与解放的理论,马克思主义连同其文化理论在内,自产生起就遭遇到种种挑战、冲击以至反对,这既有来自实践方面的,也有来自理论层面的;既有来自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经受住了这方方面面的挑战、冲击以至反对,并且在这样的应对中证明了自己理论的正确性,展现了自己持久的生命活力。历史地来看,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因时、因地、因势而发展起来的,其基本理论观念来自于对历史发展现实的科学总结和揭示,而其具体理论内容又是随着历史本身的演进而不断变化的。20世纪初期,列宁在总结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欧洲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中间取得完全的统治地位时写道:“以马克思主义学说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这个完全的统治,并不是一下子就巩固起来的,而只是在同各种落后的学说如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作了长期斗争以后,才巩固起来的”。他又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马克思主义恰恰在最近几十年获得了这个迅速的和完全的胜利呢?现代社会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的全部发展,革命运动和被压迫阶级的斗争的全部经验,都日益证实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小资产阶级的衰落,必定要使一切小资产阶级的偏见迟早归于灭亡,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则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思想做了最好的宣传。”①由列宁的这个总结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在其发展中能够赢得胜利,一方面在于它坚持同各种错误的思想和偏见进行理论斗争,一方面在于它能够与社会主义运动的现实实践相结合,适应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客观形势,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相呼应,并被社会发展的现实运动所证明。

  今天,我们要在新的历史境遇和条件之下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也要从列宁所总结的上述两个方面人手。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基本观念和方法,对各种错误的文化理论和观念展开理论批判和争鸣,在批判和争鸣中推进理论创新;二是要清醒地认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境遇,清楚其在当下和未来的发展中面临着的机遇和挑战究竟何在,探寻符合时代特点、满足时代需求的理论创新理念和模式,从而在新的历史高度上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

  就时代境遇来说,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发展首要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历史发展现实。全球化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的一种世界发展趋势。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种趋势加强了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交流与交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后来,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马克思又指出,随着资本向少数人的集中和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③。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这些经典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资本的扩张逻辑与世界经济全球一体化即经济全球化之间的内在关系,也揭示了随着经济全球化而必然带来的文化全球化发展趋势。在当今学术界,“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描述当代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特征的时代性概念,正如英国学者J?米特尔曼在《全球化的挑战:在边际上的生存》一文中指出的,“全球化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④。更有西方学者明确指出:“全球化描述的是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逐渐互相联结成一个世界性体系的过程。”⑤在这样一个时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与时代的关系具有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是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检验问题,特别表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论文化观念在现代哲学、史学与文学、艺术等领域所经受的理论冲击方面;二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时代创新问题,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问题。这两个方面,都给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带来巨大的理论挑战。前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传统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在当今时代是否依然具有话语有效性的问题,后一方面的挑战关涉到当代文化研究中话语主导权的争夺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从意识形态的视角看待文化问题的,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特别注重对于资本主义社会中异化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理论批判。同时,全球化是由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引起的一种社会发展态势,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以及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于资本主义及其文化的批判至今依然具有其正确性与真理性。然而全球化进入詹姆逊所谓跨国资本主义或后工业社会阶段之后,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新的历史变化,一些文化现象和文化矛盾,是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所未曾面对过的,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或未曾面对过或未很好解决的。比如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与此同时,福利制度的推行与消费主义文化的流行一定程度上消弭了不同阶级物质生活的贫富对立与精神生活的阶级差异,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人阶级的社会革命热情普遍衰退,在冷战格局中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随着“苏东巨变”(原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似乎也在向着有利于资本主义一端倾斜,这些新的时代状况就导致了一些新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理论的产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丹尼尔?贝尔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与八九十年代以弗朗西斯?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便是其中两种具有广泛世界影响的理论。

  丹尼尔?贝尔在参加二战后的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活动时,在对三十年代西方左翼运动的失败进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美国和西欧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激进理想和社会革命立场,普遍地接受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在此意义上,意识形态的论争时代也已结束⑥。以“意识形态终结论”为预设理论前提来分析后工业社会时代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贝尔提出了所谓经济、政治、文化三大领域对立说来描述当代社会与文化发展。他认为,在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政治与文化(狭义上的文化,指由文学、艺术、宗教和思想组成的负责阐释人生意义的部门)三者之间发生了严重的断裂和逆转,各按照自己的轴心原则运转,甚至逆向摩擦,在经济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是“效益原则”,在政治领域起支配作用的是“平等原则”,而成为文化领域灵魂的则是“自我表达和自我满足”的原则。文化领域标榜“个性化”、“独创性”以及“反制度化”精神与反理性精神,以此来反对经济、政治与工具理性对社会的主宰,同时强化自身的特殊性与自治能力。因此之故,后工业社会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文化已经不能再用某种绝对原则或封闭式整体构造来加以概括和分析,与之相反,必须从分立与多原则支配性质来分析当代社会及其文化矛盾⑦。显而易见,贝尔的文化观将文化的支配原则与经济、政治的支配原则并列,不是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上理解文化现象,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相悖的。

  “历史终结论”是在“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基础上产生的一种历史观念,最初由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1988年一次讲座上首先提出。1989年,福山在美国新保守主义期刊《国家利益》发表了他在讲座基础上撰写的论文《历史的终结?》一文,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并由此构成了“历史的终结”。后来,福山又以本文为基础撰写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进一步阐发并发展了其“历史终结论”的基本观点,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领域影响一时的理论话题⑧。显然,按照福山的观点,历史终结之后,文化也将终结,如果说西方国家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的最后一种制度形式,那么宣扬自由民主观念的西方文化也将是文化发展的最高、最终也是最好的形式。

  面对诸如“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这样一些影响广泛的当代文化理论,当代文化理论研究还要不要坚持意识形态的理论分析与批判?还要不要坚持植根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科学分析而形成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应不应该继续像詹姆逊那样继续坚持以“生产方式”为基础分析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文化逻辑?还要不要信守科学共产主义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及其建立在人类自由与解放基础之上的文化创造理想?进而言之,对当代文化现实的解释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文化观念是否依然有效?历史唯物主义是否依然具有理论解释力?未来共产主义的社会与文化发展理想是否依然能对人民大众散发诱人的美丽光照?这对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当代传承和发展来说,都是需要优先回答与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对这样一些问题回应不力,甚至以鸵鸟的姿态加以回避,马克思主义就会在文化理论研究的话语争夺战中败北。

  实际上,在当代文化的各个领域,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都遭遇到许多来自各个方面的质疑、批评以及非难和反对。比如,在哲学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被批评为见物不见人的哲学,需要从人学的立场、用人学的内容来“改造”之,以“恢复”人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这一点在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萨特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他批评现代马克思主义“忘记”个人而造成了自身的“停滞”和“僵化”,把理论变成“僵硬的”、“永恒的”“绝对知识”,形成一种“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的“拜物教化的迷信”,并且只讲人的普遍的阶级性而抹杀个别性,只讲社会环境和经济制度对人的本性的决定作用而抹杀人对历史的创造作用等等。为此,他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中本来原有而被遗忘了的人道主义思想,并把作为“自为的存在”的人的“主观性”“填补”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理论中,以此达到“改造”马克思主义的目的⑨。此外,萨特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学者如早期的卢卡契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多诺等人还认为辩证法只适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只存在历史辩证法而不存在自然辩证法,试图将自然领域从辩证法的适用范围排除出去,进而达到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中清除出去的目的,更是把作为一块整钢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有机组成部分硬性地割裂开来。

  在历史领域,马克思主义也受到多重理论冲击。一是表现在注重历史客观性、注重社会基本矛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连同启蒙运动以来高扬客观主义和历史主义观念与原则的现代主义史学,受到宣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种种新历史主义史学观念的挑战。二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是一种以社会历史基本矛盾分析和人类的自由与解放为历史远景的宏大理论叙事,这就受到解构一切宏大理论叙事的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和挑战。三是各种形式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和以全球化为视角的“全球史观”等等,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民族国家的历史书写形成冲击和影响,带来干扰和困惑。在我国,不仅仅在史学研究领域,在各种形式的文化生产尤其是文艺创作中,不少人热衷于在历史书写中“去历史化”,尤其是“去”主流化的历史观,淡化历史、扭曲历史、颠倒历史、戏谑历史、胡乱编造历史的现象可谓比比皆是。可见,重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权威性,确立正确的历史观,无论对历史研究还是对全社会来说都是一个迫切的任务。确立正确的历史观,对当代中国来说,是建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的一个基础。基础动摇了,一切的自信都将失去根基,变得飘渺不定起来。

  在文艺以及美学研究领域,尽管作为复数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在当代世界依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理论观点却经常饱受批评与质疑。比如西方现代学界通常因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注重文艺现象的意识形态分析而将之称为“教条主义批评”。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在其《美学方面》一书中自称其写作目的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些“正统观念”提出质疑。所谓正统观念,就是指那种从一般生产关系来解释一件艺术作品的质量和真实性,尤其是指那种把艺术作品看作是以某种确定的方式表现出了特定阶级的利益和世界观的看法。他认为这些正统看法来自“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概念,其僵硬的理论图式化,“从政治上贬低非物质力量,特别是个人的意识和下意识以及它们的政治功能”,“不说明主观性”的作用,“带有庸俗唯物主义的色彩”,是“一种对美学具有毁灭性后果的图式化”⑩。类似马尔库塞这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在国内外都有。比如在我国新时期以来就有不少人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视为庸俗社会学及机械唯物主义理论的翻版和引申而对之加以批评,有人甚至想完全抛弃它。所以,新时期以来围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的论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定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一直处于被反思、被“重建”的状况之中。这种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美学也还在经受着时代的检验。

  像萨特、马尔库塞这样一些在当代西方学术界广具影响的思想家,其政治立场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而是马克思思想的拥护者,他们所批评的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各领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在基本观点上则很难说就是正确的。鉴于这些思想观点在当代西方学界甚至在中国都有很大的影响,因此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就必须予以理论应对,在应对中辨明理论是非,任由这类思想观点畅行无阻地传播,就有可能对我们的相关研究形成错误的引导,造成糟糕的理论后果。要做好这种辨明理论是非的工作,自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通过这种时代的挑战和考验,是需要付出巨大理论努力的。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能否通过时代的检验,固然是其面对全球化时代历史境遇的一个巨大挑战,而更大的挑战则是在于能否面对新的时代课题,抓住新的时代机遇,提出新的理论观念、学说和方法,从而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注入新的时代内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将它推进到一个新的理论境界。在这一方面,如下三个问题特别地突出,极其需要给予时代性回答与解决:

  其一,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的国际文化领导权之争与文化民族化问题。全球化时代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动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频繁也更加快捷。不过,这种交流与互动并不纯粹出于相互了解和友谊,同时也隐含着经济上的利益追求和争夺国际文化领导权的政治性动机。本来,在正常的理想的文化交往中,各民族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应当是平等的、双向的,但事实上,某些发达国家往往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传播技术,将本国的文化产品连同其文化价值不对等地强势输往其他经济与文化不发达的国家,形成新的文化殖民。这样一来,就相应存在一个如何维护各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因此,就总体而言,当今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存有两种不同的现实走向:一种走向是西方文化借助于其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积累的巨大资本和对于全球信息流通的主导性掌控而极度扩张,谋求西方文化的全球一体化或由西方文化为主导的文化趋同化;另一种走向是各民族国家维护共同参与的权力及其自身利益,在保持文化民族性的基础上实现全球文化资源的共享与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发展,这是发展中国家人们的愿望。这两种走向及其支撑力量相互作用,形成了当今时代文化发展的现实潮流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现实语境。诸如美国好莱坞电影大片的全球输出与许多国家在文化贸易中出于对本土文化资源与产业的保护而对外来文化的政策性限制,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文艺以及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关系的一再讨论,正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发展态势与竞争的现实反应与理论表征。文化是一个民族立于世界之林的精神根基,文化民族性的建构是确立文化自信的首要条件。正如有国内学者所指出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标志,当任何一种文化失去其‘民族性’时,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也就不存在了。”(11)因此,在全球化时代,必须警惕文化趋同化的现实状况与理论主张。以某个民族国家的文化特别是将其文化中宣扬的价值观普世化,以此来主导人类文化的发展未来,是一种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不利于世界各民族文化和谐共存、多元共生的理想。但同时也必须指出,强调文化建设的民族性,并不是自我封闭,并不排斥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吸取和借鉴,不应把民族性与世界性对立起来,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强调民族性并不是要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而是要在比较、对照、批判、吸收、升华的基础上,使民族性更加符合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要求,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解决好民族性问题,就有更强能力去解决世界性问题;把中国实践总结好,就有更强能力为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思路和办法。这是由特殊性到普遍性的发展规律。”(12)可以说,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全球性与区域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等等关系,进一步来说,如何看待和处理文化价值中的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文化理论研究特别是以思想、情感、信仰、价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理论研究必须面对、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理论上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实践上就会出现偏差、造成失误。

  其二,传媒化、技术化、产业化背景下文化创造中精神价值的坚守问题。随着通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再加上国际化现代传播媒体的发展,信息的全球化流通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种生活现实,并成为全球化的有力技术支撑。信息的全球化流通与经济的全球化发展一道,一方面使得全球各地域人们的生活之间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具有了罗兰德?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所说的“单城性(unicity)”,即“世界压缩成了一个‘单一的地方’”(13)。与之同时,信息的全球化流通也加速了文化连同其中承载的各种精神价值观念的全球传播。在传媒国际化和信息全球快速流通的背景下,不仅各民族文化的生产要受到外来文化产品的冲击,本民族赖以构建合理生活秩序的主导精神价值观念也会受他者精神价值观念的侵蚀,甚至完全被他者所同化或驯化。另一方面,随着文化生产的媒体化、技术化特别是数字媒体技术的发展,产业化越来越成为文化生产的趋势与常态。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文化理念中,作为上层建筑中的观念形态的文化不属于经济的部门和范畴。而在产业化的背景下,文化的独立性日益遭到削弱,文化与经济的传统界限越来越模糊,呈现出“经济文化化”与“文化经济化”的趋势,在一定意义上说当今时代的文化已经成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文化作为产业,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成为了经济基础性的存在,而文化产业作为生产精神价值的特殊产业又必然地具有观念形态性质;作为文化产业,文化生产像其他物质生产领域一样追求经济效益,而作为精神价值生产的特殊部门,文化生产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作为主要目的,追求社会效益。这样一种两重性,既在理论上对历史唯物主义基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二分确立起来的文化定位形成理论上的挑战,同时也给现实文化生产实践中坚守文化创造中的精神价值带来了冲击和挑战,在理论层面上凸显出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问题。环顾我国当下的文化生产现实,甘当市场奴隶、一味追求经济效益而在精神价值上罹患严重“贫血症”或者出现严重错乱的现象是大量存在的。正是针对这种情况,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才指出,在文化产品的生产中要考虑经济效益,但更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强调“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优秀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上受到欢迎。要坚守文艺的审美理想、保持文艺的独立价值,合理设置反映市场接受程度的发行量、收视率、点击率、票房收入等量化指标,既不能忽视和否定这些指标,又不能把这些指标绝对化,被市场牵着鼻子走”(14)。这段讲话,极有针对性地回答了如何在传媒化、技术化、产业化背景下保持文化生产的独立精神价值、坚守文化创造中正确的价值导向和审美理想的问题。

  其三,文化现代性发展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问题。全球化是一个兼具空间与时间双重含义的概念。就空间而言,全球化是指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被以资本的全球扩张为主导的力量紧密地联结在一个休戚相关的生存空间之内;就时间而言,全球化实际上是历时维度上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发展趋向。因此,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便在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上生发出自身内在的基本矛盾。在空间维度上,共处于全球化网络系统之中的各民族国家之间有一个本土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问题,这就有了文化的世界性与民族性的关系、普世价值与特殊价值的关系,有了一个如何对待他者文化、相异价值的问题。在时间维度上,各民族国家的文化发展又有一个现代与传统的关系问题,这就有了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的关系,有了一个如何对待民族自身文化传统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历史和文化创造中对于传统的继承问题。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15)恩格斯则以哲学为例写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16)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在波格丹诺夫的思想鼓动下,活跃一时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和“未来派”宣称无产阶级文化与之前的一切文化遗产不存在任何联系,应该“从现代文化的船上扔掉”它们,“把那些旧的艺术形式撕毁、粉碎,从地面上消灭干净”,创造出无产阶级自己的“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来(17)。这样一种脱离实际、割断历史的错误文化创造观念受到列宁的严肃批判。在《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中,他指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18)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一文他又以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为例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并批评“无产阶级文化派”把自己关在与世隔绝的组织中“臆造自己的特殊的文化”,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19)。

  类似俄国“无产阶级文化派”这样对待文化遗产与传统的极端例子在各个国家都有其存在和表现。在我国现代新文化运动发生以来,菲薄自身传统而宣扬“全盘西化”主张的也大有人在。直至今日,“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而对自身的传统却不管不顾弃之如敝屣的情况依然屡见不鲜。故此,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无不重视中国新文化创造中的中外关系与古今关系问题。1964年9月27日,在给中央音乐学院一位学生就音乐教育问题所提意见的来信批示中,毛泽东根据他此前的相关提法和理论思考明确地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20)这一对待中外遗产的八字方针。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则提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21)。这个24字思路,从广义上说也正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应该遵循的思路。这里,“立足中国、借鉴国外”讲的是中外文化关系,而“挖掘历史、把握当代”讲的则是古今文化关系,即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在这个讲话以及2014年9与24日《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2014年10月15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对于为什么要继承传统文化和如何继承传统文化做出了系统的论述和阐发。他一方面从民族精神命脉的传承、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以及为解决当今世界的诸多突出难题提供智慧和力量等方面了论述了继承传统文化的意义,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要“既向前看”“又向后看”,要“体现继承性、民族性”,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等等,并且将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高度;另一方面他也明确地提出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要使其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为人类提出正确精神指引;要围绕我国和世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着重提出能够体现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理念、主张、方案。这些重要思想观点,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在对待民族文化遗产和传统方面的基本观点,同时又针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当下现实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转化问题作出了更为全面和系统性的论述和阐发,为中国当代文化的创造实践与理论研究提供了理论指针,也为民族文化领域里的历史虚无主义批判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结合全球化的时代趋势与中国文化建设的特殊经验进一步深入思考和解决文化现代性发展中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问题,是中国当代文化理论研究的一项重大时代性课题,其创新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也将会成为中国文化领域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时代性拓展与世界性贡献。

 

    注释:

  ①列宁:《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③马克思:《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874页。

  ④转引自杨龙芳:《西方全球化学术思潮的历史审视》,参见俞可平,董卫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00页。

  ⑤[英]阿雷恩?鲍尔德温等著:《文化研究导论》(修订版),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页。

  ⑥参见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张国清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另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译本绪言”,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⑦参见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

  ⑧参见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黄胜强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⑨参见俞吾金,陈学明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33—449页。

  ⑩赫?马尔库塞:《美学方面》,见[美]赫?马尔库塞等:《现代美学析疑》,绿原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5页。

  (11)于沛:《反“文化全球化”——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对文化多样性的思考》,《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4期。

  (1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13)转引自[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郭英剑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页。

  (14)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0月15日),《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

  (15)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0页。

  (16)《恩格斯致康拉德?施米特》,《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9页。

  (17)参见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修订本),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45—146页。

  (18)列宁:《列宁专题文集》(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1页。

  (19)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文化(1920年10月)》,《列宁专题文集》(论社会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0)毛泽东:《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批示》,《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页。

  (2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016年5月17日),《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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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谭好哲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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