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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政治学视野中的海外新汉学
2019年08月31日 08:41 来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作者:叶娟丽 字号

内容摘要:正是基于此,本文更倾向于使用“新汉学”这一概念来指代海外学者以中国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既区别于传统汉学或中国学只注重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也不主张像汉学家施坚雅那样将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相关研究定义为与传统汉学相对立的“中国研究”。二、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海外新汉学的研究现状为了掌握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海外新汉学研究的概况,我们运用了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来源年限为2008-2018年的所有文献,以主题词“海外中国研究”②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75篇。三、政治学视角的海外新汉学再研究:问题及展望汉学为何必然走向新汉学,前辈学者已经做过充分的论证了, [41]在此不再赘述。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成就与政治发展使得中国本身成为西方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政治学视角的中国研究的迅猛发展是传统汉学走向新汉学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这一趋势,国内政治学界一直予以密切关注,从引进、评介到批判式研究,已经形成了大量成果。基于文献计量学及其可视化研究方法,可以遴选出路克利等高产作者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高产机构;同时借助于高频关键词知识图谱,可以发现,海外中国研究中关于政党、意识形态、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设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更受国内学者关注。对于新汉学成果,国内政治学界大体持有质疑与建构两种视角。从21世纪新汉学的发展来看,中国这个大样本的方方面面都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研究的对象。因此,在面对新汉学时,每一个学科都不能缺位,政治学更是如此。关于未来对新汉学的再研究,如何自觉地克服我们自身的先入为主之成见,又有效地应对其中隐含的“社会科学的自负”,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汉学/ 新汉学/ 海外中国研究/ 政治学/ 知识图谱 

    作者简介:叶娟丽,女,湖北崇阳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政治学博士,湖北 武汉 430072;王亚茹,女,山东淄博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 武汉 430072

  标题注释: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战略愿景与路径优化研究”(14AZD009)。

 

  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成为西方学者解读的一个重要领域,这就是“汉学”(Sinology),也有人称之为中国学。但汉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著名汉学家威廉·施坚雅(George William Skinner)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看到了传统汉学正在走向不同的方向。他观察到:“近年来,出现了一个口号:汉学已死,中国研究万岁!这个口号意味着当代的中国研究已经背离了原来的汉学,而出现了深刻的变化。汉学受制于研究方法,其研究技巧决定着研究目的;而中国研究则受制于研究主题。传统汉学提倡不加批判地沉迷于单一文明,而当代中国研究至少带来了比较方法所隐含的那种不偏不倚的超脱。汉学关注的是中国的‘大传统’,力图捕捉其研究对象的人文特质;而今天的中国研究则试图涵盖整个中国社会,从其‘小传统’到‘大传统’,囊括所有非人文的社会团体与个人。汉学,这一仅限于自身的学科,正被基于特定研究目的的多学科视角的中国研究所取代。”[1]注意到这一变化趋势的还有余英时先生。他认为,“18、19世纪时,世界上讲的‘汉学’就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科,没有将哲学、历史、社会、人类学等学科结合在一起。这50多年来,西方的变化很大,欧洲汉学家受美国汉学界的影响,已经从单纯考据式地研究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追求知识的渊博,转向一种现代性、具有普遍学术视角的中国研究,在考据之外还提出解释,使历史真相慢慢还原、复活,而不仅仅是把中国当作一个新奇的对象来看待。”[2]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就与卓越的国家治理绩效,更是吸引着海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的学者加入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中,使得传统的汉学或中国学得以迅速扩展,成为一门显学,也有人称之为“新汉学”(New Sinology)。在英国,80%以上的汉学研究者将研究重点转向新汉学,即研究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3]众所周知,传统汉学是指以海外学者为主的“对中国语言学、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研究,包括某些‘专学’研究,如敦煌学、考古学等等,其特点在于注重历史与人文”;[4]相应地,中国国内学者中与汉学相关联的也更多的是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但随着汉学发展为新汉学,以及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开始进入新汉学的视野,在中国国内学术界,对新汉学进行解读与再研究的队伍也开始扩展到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社会科学学科。基于研究的便利,本文聚焦于国内学界对海外新汉学中相关政治学成果的评介概况,力图从中寻找某些研究规律,为今后国内政治学界与新汉学之间的互动、对话提供方向,从而使中国政治智慧的世界影响力得以最大化。

  一、新汉学的崛起与政治学的介入

  从时序上讲,“新汉学”的概念最早出现于英文中,即“New Sinology”一词。据查,早在2005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白杰明(Geremie R.Barmé)教授在《中国遗产季刊》(China Heritage Quarterly)创刊号中首次提出了“New Sinology”;此后,他又在多个场合反复提及。[5]而将“New Sinology”一词推向西方主流话语体系的是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2010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学院框架下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CIW)成立之时,陆克文发表了题为《当今世界的中国与澳大利亚》的著名演讲,对“新汉学”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即“通过贸易和经济、外交政策和国防政策、历史和文化、思想和信仰、语言和文学等多视角来研究中国,以求深刻地理解中国在经济增长、气候变化、区域安全以及国际政治中扮演的角色”。[6]此后,他又将其演讲的主要内容发表在《华尔街日报》。[7]从此,“New Sinology”的概念逐渐流行于西方英语世界。

  根据致力于汉学“典范大转移”的台湾清华大学陈珏教授的考证,中文世界最早提出“新汉学”一词的应当是清华大学的李学勤先生;陈珏教授将其出处定位于李先生在2009年尾于《中国教育报》上发表的《大发现时代需要新汉学》一文。[8]这里显然有些资料有待澄清。2009年11月,在《中国教育报》记者杨桂青的采访中,李先生的原话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新的汉学。”[9]这里的用法是“新的汉学”。2009年12月,《社会科学报》对李学勤、汤一介、严绍璗等12位知名学者进行访谈,李先生又言:“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重新发现和认识中国经典的时期,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汉学。”[10]这里的用法是“一个新的汉学”。显然,在这个时候,李先生还没有直接提出“新汉学”这一概念,直至2010年,李先生才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大发现时代”催生新汉学》一文,正式提出传统的国学应当转向为“新汉学”。他当时确切的表达是:“如果说汉学本身是一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问,那么,这门学问从来就有,即我们常说的中学或国学,这是中国的传统。但是,国学在和西学接触之后,有了很大变化,今天再说国学,当然已经不是传统的、旧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学问,而是在全世界影响下,正在走向现代化和世界化的一些新的研究,是新汉学。”[11]这个时候,李学勤先生才正式提出与“传统的、旧意义上”的汉学不同的“新汉学”。很显然,在李学勤先生的概念里,“新汉学”既不同于传统汉学,甚至也不同于王学典教授所定义的用来指称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所代表的史学范型的那个“新汉学”。[12]它超越了汉学只注重经史子集等研究的传统,更加强调对当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加以全面研究。

  而“新汉学”一词进入中国官方话语系统,大概始于2012年国家汉办设立的“新汉学计划”,[13]这一计划的目的是资助有志于中国研究的各国青年学者来华学习与合作研究,但该计划并未从学术上界定“新汉学”这一概念。此后,2012年11月3日在北京召开的由国家汉办和中国人民大学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世界汉学大会,开始正式打出“新汉学”的旗号,其中有一个重要主题即“‘新汉学’的趋势与展望”;并且,从大会的另外四个主题即“中国道路与世界经济秩序”“文化差异与国际政治的走向”“传统伦理与人类的未来”“中国典籍的翻译及其当代意义:对译及其差异”中,可以看出“新汉学”对传统汉学内涵与外延的拓展。

  我们不妨从西方世界最早提出“新汉学”概念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相关成果来看一下汉学与“新汉学”之间的区别。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旗下有一个项目,即The China Story Project,从2012年开始,每年出版一本研究当代中国的年鉴。在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2)中,主持人白杰明教授给出的主题词是“Red Rising,Red Eclipse”,重点关注的是2012年中国境内最高权力的交接及其可能对世界产生的影响。而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3)的标题为“Civilising China(中华文明)”,通过重新界定“文明”的概念,本年鉴将社会交际规则、公民素质、爱国情怀以及中国政府利用文化和政治遗产推进国家现代化的方方面面都纳入研究范围,通过对中国的区域政策、城市变化、社会活动以及法律、道德、互联网等领域的调查与分析,力图展现对当代中国的深层观察及其对未来的梦想。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4)的标题为“Shared Destiny(共同命运)”,关注的是中国将传统党国政治与新天下主义形势下的历史新机遇相结合的现状及其可能形成的外延潜力。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5)的标题为“Pollution(染)”,关注的是中国正在面对的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包括经济及公共卫生等众多领域的严峻挑战,展现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如何面对和化解上述问题以及中国民众怎样表达和应对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日益恶化中的污染问题。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6)的标题为“Control(治)”,其对2016年中国的总结为“更国际化、更活跃、更全球化”,并认为2016年也是控制更严格的一年。比如,在这一年里,中国共产党为全体党员制定了更加严格的行为准则,继续积极主张从互联网到南海的诸多至高控制权,并且通过了被绿色和平组织称为可能是对全球气候变化步伐最具影响的重要文件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总之,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6)的内容涵盖了2016年的中国经济、人口规划、执法与改革、环境、互联网、医药、宗教、教育、历史、外交、文化及其港台发展等诸多领域。The China Story Yearbook(2017)的标题为“Prosperity(富)”,它将习近平在2017年多次重要讲话里所描绘的“小康社会”这一新时代的中国愿景作为切入点,用大量的调查与事实分析了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由赤贫走向繁荣(尽管仍然贫富不均)的艰难历程。①

  从“New Sinology”概念的提出者白杰明及其团队的研究来看,新汉学既是对传统汉学的继承,更是对它的超越。新汉学显然已经改变了传统汉学只注重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套路,而是强调全面系统地剖析整个中国社会,其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对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发展道路、中国治理体系、中国政治现状等政治现象的关注。正是基于此,本文更倾向于使用“新汉学”这一概念来指代海外学者以中国为对象的相关研究,既区别于传统汉学或中国学只注重中国文化经典的研究,也不主张像汉学家施坚雅那样将海外学者关于当代中国的相关研究定义为与传统汉学相对立的“中国研究”。鉴于今天的海外中国研究在研究旨趣与研究目的方面与传统汉学一脉相承但其研究领域已经大大扩展、研究方法已经变革创新,本文将今日海外学者关于中国的相关研究统称为新汉学。

  二、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海外新汉学的研究现状

  为了掌握目前国内政治学界关于海外新汉学研究的概况,我们运用了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对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来源年限为2008-2018年的所有文献,以主题词“海外中国研究”②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275篇,并经过数据比对筛选后获取有效文献133篇。③然后,以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开发的一款CiteSpace可视化计量软件作为研究工具,将所下载的有效文献数据整理保存为refworks格式的全文本文档,将相关文献数据按照特定格式导入CiteSpace软件并加以运行,从而生成相应的有效参考信息。其中,我们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整合研究团队,系统梳理国内学术界有哪些机构与学者在关注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成果,以检视我们对新汉学再研究的投入情况。结论如下:

  (一)高产作者或机构

  总体而言,国内一些机构与学者致力于引介汉学研究成果,为我们换个镜子认识自身做出了卓越贡献。但汉学或者说新汉学中的政治学研究,对于国内学界而言,仍然是新生事物,零星的介绍成果不少,但系统的梳理与完整的解读,仍然非常不够。我们将时间切片设置为1年,时间跨度选择2008-2018年,Node types选择为“author”,最终得到该领域高产作者结果。具体地说,在国内政治学界,专注于评介海外新汉学中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的作者,根据发文量由高到低,前五位的作者依次是路克利、梁怡、韩强、朱政惠、刘杉。

  路克利任职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长期从事海外中国社会主义研究、海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海外中共学研究,与新汉学相关的研究成果有:《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兴起与发展》(2011)、《哈佛大学的中国共产党研究》(20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主体性——以费正清、史华慈的研究为例》(2018)等。由于曾经是费正清中心联合培养的博士生,路克利充分利用了该中心的研究便利,系统梳理了费正清中心代表人物关于当代中国的相关研究,他关注的领域,如海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共产党等的研究,也正代表了以费正清中心为代表的海外汉学机构研究重心由传统的人文向包括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转向。

  梁怡教授和韩强教授都任职于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国外中国学研究成果的追踪和评析。梁怡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评析》(2012)、《海外中国学研究中的理论和方法》(2013)、《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情况评析》(2014)等,韩强教授的相关研究成果有《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几个问题》(2013)、《国内学者如何认识海外开展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述评》(2016)等。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是新汉学的重要内容,因此追踪与评介新汉学中的相关研究成果,也成为国内政治学界对新汉学进行梳理评介最主要的切入口。

  朱政惠教授生前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主任、海外中国学研究方向创新团队负责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学史、史学理论、海外中国学史、中外史学比较等研究,跟汉学或者新汉学相关的论著有《中国学者论美国中国学》(2008)、《近30年来中国学者的海外中国学研究:收获和思考》(2010)、《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2013)、《中国学者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的百年回顾——进程、特点和若干问题的思考》(2013)等。朱政惠教授是由传统汉学(主要是史学)转向关注更加宏观的新汉学研究的代表。

  刘杉是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致力于追踪海外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每年都会对西方各主要国家关于当代中国的研究进行追踪分析,相关成果包括《海外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研究新动态》(2016)、《2017年以来西方当代中国研究面临的新困境》(2018)等。因为有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以及师从著名汉学家包瑞嘉(Richard Baum)的经历,刘杉博士始终坚持将研究兴趣点放在追踪新汉学的研究成果上,而且基于他的学科优势为政治学,因此他的研究更加聚焦于中国模式这类典型的政治学问题。

  概括地看,国内关注海外新汉学的学者中,与传统人文学科的关联主要是历史学,如朱政惠教授此前是以历史学者的身份在研究新汉学,其他专注于中共党史研究的作者多数也有历史学背景。而更加普遍的现象是,从事政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学者,占据高产作者的大多数。

  继续上述的文献计量法,如果Node types选择Institution,则可以得到该领域高产机构结果。高产研究机构主要包括北京联合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其中,从规模优势来看,下述四个机构在目前关于新汉学的政治学研究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

  第一个高产机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这也是国内最早开展海外中国学专门研究的科研机构,1975年便组建了“国外中国学研究室”,相继编辑出版了《国外中国研究》丛书(1977)、《美国的中国学家》(1977)、《世界中国学家名录》(1994)、《当代国外中国学研究》(2006)等一系列研究成果。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了院级非实体研究机构“国际中国学研究中心”,该机构致力于全面调研国外中国学研究状况,推介和出版国外研究中国的学术成果,以资料积累丰富和对前沿研究状况反应及时见长,目前建立了“国外中国学家数据库”“国外中国学家论著题录数据库”“国外中国学专著题录数据库”“国外中国学研究机构数据库”“国外中国学期刊数据库”等数据库。同时,成立于2011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研究院,也致力于跟踪研究国内外前瞻性重大理论,主办了《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等学术期刊。无论是从研究历史、研究队伍、研究资源还是已有的学术影响力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无疑是目前我国研究新汉学的一方重镇。

  第二个高产机构是华东师范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成立于1996年,是国内较早专门对海外中国问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机构,其侧重点是对北美地区中国学的研究。2004年,在该中心框架内又成立了海外中国学研究创新团队。出版有学术集刊《海外中国学评论》(China Studies Review International),主要刊载关于海外中国学研究思潮、海外中国学文献、海外中国学档案、海外中国学发展史以及海外中国学研究学科建设的书评、译文与论文等;另外,还出版有《海外中国学史研究丛书》,以系统地展示该中心关于海外中国学或者新汉学的相关研究或翻译成果。

  第三个高产机构是北京联合大学海外中国学研究中心。该中心成立于2012年,其宗旨是对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研究进行信息追踪与分析,尤其侧重国外对中共党史、党建等中国现实问题的分析与评介,比如说对海外学者所做的中国共产党研究进行再研究,旨在通过对海外学者研究的视角、方法、材料、成果、观点等进行跟踪和评析,对党史研究和党的建设起到借鉴、启发和促进作用;同时,该中心通过跟踪海外学者的相关研究,致力于消除海外舆论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的歪曲和误读,引导国际社会形成良好的学术和舆论氛围,助力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该中心目前编辑出版了《海外中国学研究(专辑)》共3部,并承担了多项与此相关的研究课题。

  第四个高产机构是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它依托于2004年创办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正式成立于2012年。其以海外各学科领域内研究中国的重要人物、机构、流派及其代表性成果、发展趋势等为研究对象,旨在全面跟踪和掌握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动态,从而形成以当代中国学为内核,兼采汉学研究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之长,多学科融汇、厚今薄古的研究特色。该研究所目前出版了《多元视野下的中国》(2006)、《中国学研究:现状趋势与意义》(2007)、《国外中国学研究前沿》(2010)、《海外中国观察》(2014)、《世界中国学理论前沿》(2016)等著作,编辑《中国学季刊》至第七辑,参与筹办两年一度的世界中国学论坛,目前该论坛已经举办至第七届。

  除了这些学术有专攻的研究机构外,目前对新汉学进行再研究的成果主要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相对来说,这些研究得到所在机构支持的力度较小;其研究特点是学者们利用自己个人的学术资源或者学术专长,通过长期的知识积累以及对海外中国研究的持续关注,形成了带有较强个体研究特征的一系列研究成果。

  (二)最受关注的热点问题

  继续上述的文献计量法,如果Node types选择keyword,CiteSpace软件运行后的可视化图谱呈现,模块值(简称Q值)为0.7517,平均轮廓值(简称S值)为0.7155。一般而言,当S值在0.5以上,聚类一般认为是合理的;当S值在0.7时,聚类是令人信服的;Q值一般在区间[0,1)内,Q>0.3就意味着生成的网络结构是清晰的。因此,就Q值和S值而言,本次聚类都较为有效合理。[14]聚类后发现,国内学界对新汉学中的政治学研究成果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五大热点问题。

  1.中国共产党的党史党建问题

  近年来,海外学界从以往主要关注中国民主、人权、宗教等话题逐步转向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多维视角,尤其注重立体地研究中国共产党。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研究是新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学者甚至提及,中共学(CCPology或CPCology)已成世界显学。中共学的学术旨趣在于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总结政党政治的规律和经验教训,其中,又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最为令人关注。[15]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史华慈(Benjamin I.Schwartz)开创的中国共产党研究,就已经独树一帜。1955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成立后,它更是成为中共学和比较共产主义的学术重镇。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西方政要和知名学者开始介入中国共产党研究,如基辛格、陆克文以及福山、约瑟夫·奈和齐泽克等。此外,以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大卫·兰普顿、裴宜理(Elizabeth J.Perry)、郑永年、李侃如(Ken Lieberthal)等一批学者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研究,尤其值得关注。正是基于此,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密切关注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动态,并及时跟踪、翻译与评析该领域的研究论著,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通过梳理海外相关研究,有学者总结出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主要聚焦于党的意识形态、组织、执政方式的变化,具体包括意识形态与话语更新、领导人继承与精英政治的制度化、党组织构成的变化、党对干部管理的加强、党与国家关系的理性化、党对社会的重新调控等。此外,海外学者还热衷于对中国政治体系未来走向的预测。[16]

  具体地说,目前国内学者主要围绕中共党史和党建两个方面对新汉学相关成果进行梳理:一是梳理海外学者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国共产党的重大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其他重大问题的研究等。有学者关注了海外关于毛泽东的研究,认为近年来海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历史虚无主义的作品,这些作品充斥着曲解、伪造和滥用史料并根据歪曲历史的需要进行历史评析等不科学的研究方法。[17]有学者关注了海外关于邓小平的研究,认为海外相关研究呈现出视角愈加全面、结论愈加深入的发展趋势。[18]但是,相关研究呈现出服务于对象国制定国家战略的需求,因此我们在研究这些海外成果时,要强调中国学术界在邓小平研究中的话语权。[19]二是梳理海外学者关于中共党建的现实问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中国共产党反腐倡廉建设以及中国共产党未来走向等议题的研究,尤其对海外学者关于当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研究。比如有学者关注到,近年来,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更加侧重分析党的组织结构调整问题,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变动问题,在这方面,国内学者可以合理借鉴其相关研究成果与研究视角,重视党的发展战略研究;也有学者关注到,相比较于以前,近年来海外中国研究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形象更加开放,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力在进一步扩大。[20]

  总之,无论是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还是探幽解密的角度,对中国共产党党史、党建的研究,一直是新汉学最重要的主题。反过来,从国内政治学界对海外新汉学的关注来看,党史、党建也往往是最重要的切入点。

  2.意识形态问题

  特有的意识形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新汉学对中国社会的关注,必然不会忽略这样一个重要领域;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强大,新汉学产出大量有关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以及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研究成果。相应地,国内学界在对新汉学进行再研究时,必然也会聚焦于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如有的学者认为,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关键是核心价值观,而海外学界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存在价值先行、话语霸权以及学术伪装等问题,因此,国内学界要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升我们自身关于核心价值观研究的学术性,力求构建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21]也有学者注意到,海外学者以“旁观者”身份研究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跨文化差异、研究方法局限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出现研究观点偏颇、歪曲等问题,因此国内学者在研判海外政治学研究成果时必须辩证地加以审视,以增强我们的政治自信。[22]十八大以后,习近平的“四个全面”思想,一度也成为新汉学的重要研究对象,有学者关注到研究这一问题的国际话语权问题。[23]还有学者注意到,海外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仍然存在关注度不够、认同感欠缺等问题,为此,中国学者必须在准确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内涵的前提下,加大对外阐释力度,同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于国际视野之中进行研究,以不断提升其国际影响力。[24]

  从历史上来看,海外学者关于传统汉学中的儒学研究,也属于对中国传统社会意识形态进行研究的范畴。因此可以说,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一直是海外汉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就新汉学中的意识形态研究而言,它与国内的相关研究步调是基本一致的。如关于核心价值观、“四个全面”的研究以及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研究,都是近年来尤其是十八大以后国内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因此,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切入,是国内学界研读新汉学的一个可行选择。

  3.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乡治理体制的不断变革,中国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问题逐渐成为新汉学切入中国政治研究的重要领域。在新汉学有关中国乡村的研究成果中,有些学者聚焦于宏观层面的系统剖析,有些学者则侧重于制度层面的分析。例如,袁方成认为,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热点包括农民流动、乡村选举、农村社会分层等几个方面,并且提出从社会经济结构的演变和历史事件相结合的视角来探讨中国的农民运动是当代海外中国农村研究的一种新趋势。[25]更多学者选择从微观层面解读新汉学中的乡村研究。例如,有学者关注海外中国农村干部权力的研究,并认为海外相关研究对事实的描述胜于理论建构,但缺少从中国农民的社会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概念和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自身要更加自觉地扎根中国经验,提炼分析性概念,以呈现出更为客观具体的中国农村干部形象,在相关研究领域占领先机。[26]除乡村治理研究外,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城市治理问题也开始成为新汉学的研究热点。有学者对新汉学中关于中国城市治理理论和路径研究展开跟踪评析,认为海外中国城市治理研究的核心论题主要包括城市转型、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与城市治理的内在关联等;政策建议集中在主动更新城市治理理念、灵活调整城市治理方式、依法执行城市治理政策以及有序完善城市治理制度等几个方面。[27]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历程来看,城乡基层治理一直是中国社会治理改革的实验基地,因此任何对中国治理体系的研究都绕不开对农村和城市基层治理的关注,从政治学视角研读新汉学,更是绕不开基层治理这样一个突破口。

  4.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问题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就包括NGO的迅速崛起。中国NGO的“井喷式”发展与显著影响也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许多海外学者开始以NGO为研究对象来解读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目前多数海外学者是将中国的NGO置于公民社会与统合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加以探讨,试图通过剖析具有独特性的中国问题来寻求更具普适性的结论。此外,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多元化,各种政治参与行为日趋活跃,海外学者对此也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在梳理新汉学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有论者指出,海外学者对中国政治参与研究主要集中于对特定群体的分析,如中国农民、大学生、私营企业家、妇女以及知识分子等,而缺乏对政治参与的全面观察;在研究方法上,海外学者比较重视实证研究和统计研究,注重定量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这些都值得国内同行借鉴。[28]然而,也有学者注意到,西方政治参与研究的逻辑起点与理论阐释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我们一方面应科学借鉴西方政治参与理论,同时也要逐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参与理论体系。[29]相比较而言,关于新汉学中的公民社会和政治参与问题,目前国内学界还缺乏系统的梳理与较为详细的评介。

  5.人大制度和法治建设问题

  作为中国民主政治与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人大制度一直是新汉学的重要关注点。对于这部分研究成果,也有论者进行了梳理。例如,刘杉指出,海外对中国人大的研究比较侧重于人大选举、人大功能以及人大制度建设等方面,较少论及有关人大制度实践改进的对策性建议,而这正是该领域的海外研究成果不易被国内学者所接受的原因,但海外学者在研究方法与材料整理等方面的研究经验仍值得国内学者学习与借鉴。[30]也有学者通过梳理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的现状,认为海外中国人大制度研究形成了以制度范式和权力范式为代表的两种研究范式,而国内学界在今后的人大制度研究中,既可以从制度范式出发,以深入分析地方人大的制度化问题,也可以借助权力范式,对人大制度的权力运作过程展开探讨。但是问题在于,国内学界在借鉴上述理论范式时,必须通过深入的调查对其进行验证,并将本土的人大制度研究进一步理论化。[31]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法治化与民主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海外学者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研究热情逐渐高涨。有学者将海外学界对中国法治的总体评价归纳为三种观点,即中国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并没有取得很大进展;中国仍处于走出法律工具主义的进程且尚未成为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法治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的特性。[32]还有学者认为,受制于对中国国情的了解程度以及主观价值偏好等因素,海外学者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33]

  综上,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关注,既包括宏观的关于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等带有浓厚意识形态色彩的研究,也包括中观的党史党建方面的研究,更有微观的关于基层社会治理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领域都是传统汉学发展到新汉学阶段后,海外学术界认识与理解中国政治的热点话题,也是国内政治学界在对新汉学进行再研究时的突破口。

  (三)两种视角

  综合来看,在国内学界对新汉学研究成果的解读与评介中,其所持的立场与方法是不完全相同的,大体上这些解读可以分为质疑论和建构论两种视角。质疑论意味着对海外中国研究的价值预设或者研究结论表示怀疑,并认为国内学术界对海外新汉学应持警惕态度。而建构论则意味着总体上认可海外中国研究成果在理论方法与研究结论方面对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能够起到建构作用,从而对海外新汉学持谨慎的肯定态度。

  相对来说,对于海外新汉学持质疑论的学者比较多,他们往往对海外中国研究背后的价值预设或是理论范式提出质疑,纠结于这种研究到底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等一系列价值选择问题。这种思维发展的结果便是,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会反思如何避免让中国经验成为西方学术理论的附庸,也往往会追求如何扎根于中国经验发展出适用于中国国情的理论范式,从而真正确立起中国学术的自主性等深层次问题。如有学者认为,海外中国研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问题导向型研究,因此,它无法通过海外中国研究学术传统向国内移植的方式实现,而只有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怀中才能实现。[34]此外,无论是海外中国研究还是本土中国研究,都是经验取向的,而非理论对话取向的,这种中国经验源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而中国社会空间固有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这种变迁所导致的各种不确定性,是西方理论无法对接并加以解释的,只有基于中国经验来挖掘出本土化的理论资源,方能恰当而准确地解释中国本土问题。从西方主流人文社会科学出发对中国研究所设定的假设、概念和模型,在对中国的实际分析中常常难以避免削足适履的尴尬。[35]因此,在这种逻辑下,“宁可不要福柯,却不能不要梁漱溟;宁可不知道一个海外学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却不能不去认真对待李昌平关于中国农村现状的分析”。[36]对西方理论的审慎运用,是质疑论者的普遍做法。例如,在论及如何解读中国问题时,任剑涛就认为,如果站在西方主位立场,用西方中心论或是西方经验来理解中国问题和中国现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中国的误读。[37]邓正来也持有同样的立场。他在早期将“国家—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的知识概念引入国内后,就已经意识到,这种理论框架本质上具有舶来品属性,如果将其完全嫁接到中国社会,必然会陷入西方思维框架的桎梏之中。[38]再比如,自1991年起,黄宗智等人就以一种学术“边际人”的身份对中国研究及中国学术的自主性问题进行深入的反思。他认为,海外中国研究长期存在四个主要陷阱,即不加批判的运用、意识形态的运用、西方中心主义和文化主义。[39]应当说,对海外中国研究的质疑,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彰显出国内学界对中国学术主体性的追求。

  与大多数学者对海外新汉学尤其是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持质疑态度不同,也有部分学者对海外中国研究表现出审慎的肯定。他们认为,对海外中国研究的反思不应当仅仅停留在“破”的理念层面上,而应当延伸到“立”的层面,即在具备中国由研究客体转为研究主体的意识的前提下,确立本土化中国研究的学术自主性。在此过程中,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海外中国研究中有益的方面,用以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关怀,在实践中去验证海外中国研究中的理论与方法,最终形成基于中国经验的中国解释理论。对海外中国研究持建构论者,更多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对从中国经验中提升出中国的原创性理论充满信心。例如,王绍光认为,中国政治学在经历了“取经”“效仿”与“自觉”三个阶段后,应当迈入“本土化”阶段,本土化并不拒绝借鉴外来的概念、理论与方法,也不是将视角局限于中国,而是要在批判地吸收外来养分的同时,具有清晰的本土问题意识,善于从我们独特的视角对中国和世界政治现象进行创造性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的结果上升到一般性理论,在理论化过程中创造出新概念体系、新基本假设、新分析框架和新研究方法,将中国人看中国和世界的心得与各国政治研究者共享,最终可以成为概念、方法、理论和思想的生产者和出口者。[40]

  无论是传统汉学阶段,还是新汉学阶段,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翻译较多,系统梳理后的引进介绍并不多;批判较多,对其概念、理论与方法的借鉴与反思并不多。这正是受其研究视角的影响,毕竟多数学者对海外新汉学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研究表示质疑,而持审慎肯定态度的建构视角的学者并不多见。

  三、政治学视角的海外新汉学再研究:问题及展望

  汉学为何必然走向新汉学,前辈学者已经做过充分的论证了,[41]在此不再赘述。只是,“作为刚冒出国际学术地平线的一个新领域,‘新汉学’的内涵与边限尚十分模糊,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学术社群各有各解,绝不是一天两天所能解决的问题,其形塑过程也许需要一二十年的时间。作为一个新的领域,‘新汉学’在其未来一二十年的发展中,不仅应该包括肯定汉学研究的各种不同意见,也需要涵盖批判或否定汉学价值的各种意见,让所有意见都有平等竞争的一席之地,才能完成它的型塑过程,在学术界达成真正的共识。”[42]而重构新汉学的过程,需要的不仅是致力于中国研究的海外学者们的主观努力,更需要中国学者的积极参与,因为新汉学的任何理论,都来源于中国经验、中国体验,在文化与语言差异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海外新汉学获得中国经验、中国体验以及讲述中国故事的方式、方法,甚至包括故事或者经验的内容本身,最终还是来自中国本土。而且,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都需要从对方的生活和文化氛围里获得直接的体验,以把握对方的思维特点及其形成的传统与现实因素。因此,系统梳理新汉学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借他人之眼重获中国的“自知之明”,进而为相关制度与政策设计提供理论上的参考,既积极回应中国现实的政治需要,又主动沟通海外的中国政治研究成果,就成为中国政治学界今后一个重要的理论任务。

  但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术界对海外中国政治研究的回应,无论是与海外新汉学研究成果的丰富相比较,还是与中国政治实践的波澜壮阔相比较,都显得过于单薄。就研究主体而言,尽管近年来介入海外中国研究的作者与机构开始增多,但他们的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化的状态,合作研究甚少,更没有建立起跨区域、跨学科的协同研究机制与平台。与之相对应,相关研究得不到有力的平台支撑,目前还没有普惠性的供专门跟踪海外中国研究成果的信息平台,已有的数据库服务的对象面相对较窄;除《国外社会科学》《国外理论动态》外,相关研究的成果发表渠道更是稀缺。

  对海外新汉学的研究大体上属于比较研究的范畴,而比较研究对外语能力要求较高。就国内目前的学术生态而言,多数研究者受制于语言的束缚,只能关注某一个国家或某一个语系的汉学成果,缺少将多国或者多语种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的能力与渠道。因此,国内对海外汉学的再研究,一直呈现出高度碎片化的状态,远远没有形成包括共识性概念、基本判断、核心命题、学科原理在内的系统性话语体系,很难形成对某些关键研究议题的有效解释力。相对于海外汉学领域不断地大师辈出,国内的回应性研究显得比较尴尬。中国学界必须有能力回应国际学界关切,对热点问题加强研究,并做出有说服力的解答。因此,整合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力量与资源,搭建平台,加大投入,在关于海外新汉学研究的性质、范式、发展方向等方面早日达成共识已成当务之急。

  当然,海外新汉学成果丰富,内容庞杂,更重要的是,其中呈现出来的思想、观点、理论和方法受制于西方政治实践与学术研究传统,有其特殊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对于解释与解决当代中国政治并不具有普适意义。在解读与评介汉学成果时,我们既要警惕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那种先天的自负,又要对中国学术之本土化在概念、资料、方法等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有足够理性的自知。事实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从来都不会自外于它所处的时代,新汉学的蓬勃发展,正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地位日益显现的写照;海外中国政治研究所关注的选题、所持的立场和观点、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体现了某种现实的政治选择,反映着现实政治与国际关系中中国所面临的世界处境。海外新汉学不可避免地关涉价值判断,海外研究者在以意识形态为借口评判与指责中国本土的理论与实践时,其背后的价值预设正是其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因此,我们对汉学中普遍体现出来的“意识形态相对论”应有清醒的认识。当然,我们不否认,海外新汉学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思想话语和认识维度,有助于我们突破自身的视域盲点,汉学中有我们需要遵循的普遍的学术范式与规则,更有作为科学研究所必需的概念体系、经验事实与科学方法,因此,为了形成“符合实际以及可以和西方理论并驾齐驱的学术理论”,[43]中国学界应立足国际舞台,以积极、理性的学术姿态,进行学术话语表达,开展国际交流与对话,深化国际学界对当代中国的理性认识。我们并不避讳从包括新汉学在内的一切人类精神文明成果中吸取有益的营养。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政治理论需要回答的那些真正有价值的、关键性的议题,往往不是西方同仁帮我们发现的,而是从不断变迁的中国经验世界中提取的,是从中国独特的思想和文化传统中凝练的。[44]“中国政治学理论与方法的学术命脉要把持在中国人的手里,中国特色的政治学理论与方法也应当饱含着中国人的实践认知和文化精粹。”[45]因此,要建立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学,我们必须深入了解政治实践,洞察中国政治现象的复杂性、特殊性等,以获取对政治现象最丰富生动的感悟,达到对中国政治实践最真实的认识,从而为政治学话语体系的“中国特色”的打造奠定可能性。

  ①上述所有资料,均来自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re on China in the World,CIW)官网,网址为https://www.thechinastory.org/。

  ②“新汉学”一词在国内学术界并未真正流行。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CNKI)中,以“新汉学”为主题的搜索结果只有81个,其中还包括与“新史学”相对应的“新汉学”以及相关会议通知、公告等。有鉴于此,本文在搜索文献时,还是选择了大家接受度更高的“海外中国研究”这个主题词,也没有使用范围更加狭窄的“海外中国政治研究”一词。

  ③为了有效提升文献分析的效度和信度,本文还对文献信息进行了手工数据清洗,包括规范处理其中的公告、通知或者与本研究主题相关性不大的干扰文献。

  原文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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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林毅:《西方化反思与本土化创新:中国政治学发展的当代内涵》,《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2期.

作者简介

姓名:叶娟丽 工作单位: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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