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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千里校本《元朝秘史》札记 所谓的“永乐大典本”,究竟出自何人之手?
2019年11月29日 09:28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庆 字号

内容摘要:和上述《元朝秘史》文本有关,追根溯源,就产生了当时所谓的“《永乐大典》本”出于何人之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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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上述《元朝秘史》文本有关,追根溯源,就产生了当时所谓的“《永乐大典》本”出于何人之手的问题。

  早在清初,孙承泽的《元朝典故编年》第九卷中,就收有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收十二卷本《续集》二卷的总译。这不在本文论内。在清代乾嘉时期出现的《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其所出处,笔者所见有几种说法:

  (1)钱大昕录出说

  梁启超说:“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现《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钱大昕得此两书,录存副本,其所以能从事考证《元史》者盖以此。”(朱维铮校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421—422页)洪业在他的名作(“The Transmission of Book Known as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HJAS 14[1951],pp.433-493)中,也指永乐大典本出自钱大昕。

  柳存仁《〈脱卜赤颜〉·全真教和〈射雕英雄传〉》云:“一般的读书界的人知道有十五卷本的《元朝秘史》问世,都是由于清末李文田的《元朝秘史注》的流通,原书1896年刻入袁昶辑《渐西村舍汇刊》里,用的是张穆校本的十五卷《元朝秘史》,张校收在杨尚文刻的《连筠簃丛书》(1847)里。这个十五卷本是只有总译,没有蒙古音的汉字,也没有汉文旁注的。

  “清乾隆间钱大昕藏的十五卷本,就是他设法从《大典》中钞录出来的。顾广圻为十二卷本的元钞本《秘史》撰的跋说:《元朝秘史》载《永乐大典》中。钱竹汀少詹家所有,即从之出,凡首尾十五卷。

  “他的《廿二史考异》卷一百曾用到《秘史》的材料,这书是乾隆四十七年(1782)编定的,卷一百是最后的一卷。他在乾隆三十八年擢詹事府少詹事,在这之前他已补翰林院侍读,入直上书房,自然有不少看到《永乐大典》的机会。”

  (2)鲍廷博说

  近年有的文章介绍:十五卷本《秘史》,在清代由藏书家鲍廷博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只有“总译”,没有“旁注”。十五卷抄本的来龙去脉,陈垣先生有详细的论证。陈垣根据卷本上的题记认为,鲍廷博于嘉庆乙丑即1805年从《永乐大典》中抄写出十五卷本元秘史,并且在当时又对照了明刻本秘史补写了部分内容(双金《民俗学视野下的《蒙古秘史》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

  (3)张穆说

  道光二十一年(1841),张穆曾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十五卷,后刊印收入《连筠簃丛书》。此本只有总译部分,非《元朝秘史》一书之全貌。没有旁注。但张氏刊刻前,又从韩泰华处借本校对过。另据张穆所获信息,程同文曾抄写了一部十五卷本,但是后来文稿遭窃,《元朝秘史》抄本不知所终。

  这三种说法,多有根据。因为从《永乐大典》抄录该书,并非只有一个途径。

  但是,所谓鲍廷博于1805年从《永乐大典》抄出《元朝秘史》之说,颇可商榷。1805年,年纪已经七十八岁的鲍廷博,虽说被嘉庆皇帝恩赐了个举人头衔,毕竟属“草民”,如何取得当时已经散乱的《永乐大典》的文本呢?至少,至今笔者还没有看到确实的证据。期待有关的研究者能进一步探讨。

  如上文所述,比较明确的是,1805年(嘉庆十年)鲍廷博在钱大昕死后,立即有所谓校对“抄补”之作,又录有钱大昕跋文。而这和他自己从《永乐大典》中直接录出,毕竟不能等同。笔者认为,现传的各种有钱大昕跋,且有“七十八叟”跋文的本子,当都是从鲍廷博“抄补”本衍生而出。

  问题在于:鲍廷博用以校对、抄补钱大昕本的原本又是从何处来的呢?这里涉及阮元所藏本以及阮元和鲍廷博的关系问题。

  据阮元之弟阮亨《瀛洲笔谈》卷一:“兄官学政、巡抚时,留意于东南秘书,或借自江南旧家,或购之苏州番舶,或得之书坊,或抄自友人凡宋元以前为《四库》所未收,《存目》所未载者,不下百种。为兄访求购借者,浙之鲍以文廷博,何梦华元锡、严厚民杰之力为多。丙寅丁卯间(嘉庆十一、十二年,即1806—1807年),兄奉讳家居,次第校写,共得六十种。”后于“戊辰己巳(嘉庆十三、十四年)复抚浙,续写四十种进呈”。

  阮元抚浙,在嘉庆五、六年间,居丧后复出,再次抚浙载嘉庆十三、四年年间。在此期间,鲍廷博和阮元密切相关。以阮元当时的地位,从《永乐大典》中抄出《元朝秘史》的机会当远比身为一草民的鲍廷博为多。所以,鲍廷博的《永乐大典》本《元朝秘史》,可能先是从阮元处所得,再校对了钱大昕本。

  阮元之子阮福《揅经室外集序》:“家大人在浙时,曾购得《四库》未收书进呈内府,每进一书,必仿《四库提要》之式,奏进提要一篇。凡所考论,皆从采访之处先查此书原委,继而又属鲍廷博、何元锡诸君子参互审订,家大人亲加改定纂写,然后奏之。”

  如果鲍廷博原来手中已从《永乐大典》中抄出,那所见当和阮元本相同,至少相近,因为阮元要他查找,发现了异书,自当告诉阮元。而笔者认为,从上述阮亨、阮福所说阮元和鲍廷博的关系来看,鲍廷博手边最初的《永乐大典》十五卷本,从阮元处得之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作者为日本国立金泽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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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庆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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