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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华秋实七十载 砥砺前行谱新篇 作家寄语祝贺《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
2019年10月31日 10:43 来源: 作者: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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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树榛:《人民文学》杂志是新中国创办的首家文学期刊,70年来,她一直引领着中国文学与人民息息相通、心心相印,成为新中国的“编年史”,受到读者的热爱。愿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为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周明:2019年,与新中国同步走过来的《人民文学》迎来70华诞。看到封面上毛泽东同志题写的《人民文学》四个字,我想起一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七八月间,茅盾住在北京饭店筹办《人民文学》,他致信毛泽东主席,请他为《人民文学》题词和题写刊名。毛主席写的题词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同时,毛主席回信说,刊名宜由郭沫若写。因此,杂志封面的“人民文学”四个字,最初是郭沫若题写的,一直沿用到“文革”停刊。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时,经周恩来总理提议,恢复《人民文学》。编辑部的同志们希望复刊后的《人民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能有一个新面貌。大家想到了1962年5月号《人民文学》曾经发表过毛泽东《词六首》,那时毛主席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有一封信。大家建议采用那封信上的“人民文学”四个字作为复刊后的封面字。那四个字恰好是简化字,也很好看。于是编辑部上书毛主席,希望他同意。毛主席在我们的请示报告上用一支大粗铅笔眉批“可以”。从此,自1976年至今,用的就是这个“可以”的“人民文学”四字。

  复刊后的第一本《人民文学》,是1976年1月20日正式出版的。当天我带了5本刊物给茅盾先生送去。茅盾接过刊物,看见复刊号的封面题字是毛主席的字,问我这是什么时候写的?我告诉他这是1962年4月写的,这次经毛主席批准第一次公开用。我们还聊到1949年杂志创刊时毛主席的那一封回信。说毕,茅盾转身走进卧室,不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大信封走出来,展示给我看。作为一个在《人民文学》工作的人,我对这封信感到十分亲切,于是向先生提出:能不能借我带回编辑部给大家看看?他说,给《人民文学》的同志看看倒是有意义,但是你三天后一定还我,我还要珍藏起来呢!那时还没有复印机,我拿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翻拍了一份,三天后准时奉还茅盾先生。先生又小心翼翼地把信珍藏在他的书柜中。

  李佩甫:53年前,也就是1966年,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民文学》。我是在一个废品店里看到的。它撂在一堆废品中间。这本《人民文学》是1961年第11和12期的合订本,是用手工缝在一起的,前边的几页已经被撕烂了。记得当时我是用5分钱买下来的。从此,我才知道,我们国家有这么一本叫做《人民文学》的杂志。5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那期被撕掉了一些页码的《人民文学》上,裸露出来的作品题目是《陶渊明写“挽歌”》。

  10年后,也就是1976年,在我拿到工资的第一天,我便开始订阅《人民文学》。此后,《人民文学》伴随了我整个文学生涯。感念《人民文学》的滋养。

  刘庆邦:庆祝《人民文学》创刊70周年之际,我想起了一次闲谈。那次闲谈,是由时任《人民文学》小说编辑室主任的李敬泽组织的,并由当时还在《人民文学》当编辑的程绍武整理出了一篇稿子,题目叫《关于刘庆邦及短篇小说的一次闲谈》。闲谈的时间是1999年1月22日下午,地点在亚运村附近的一座茶楼,参加闲谈的有林斤澜老师、王一川教授,还有作家李冯。

  这次闲谈之所以令我难忘,是因为再次聆听了林斤澜关于写短篇小说的教诲。话题涉及民族传统、平常心和常态、深刻与和谐、概括力、短篇小说的美学特征、语言的味道等诸多方面。在哪个方面,林斤澜都有高见。比如我说到短篇小说对社会生活要有概括力时,林老提醒说,概括是需要的,但要警惕“硬概括”。谈到小说的语言,林老明确地对我提出期望:“要写出自己的味儿,必须有意识地努力,说别人所不能说的,精确地表达自己的独特感受。”这些教诲让我终身受益。

  李敬泽对我的短篇小说的评价,差不多等于为我的创作指明了方向,同样令我难忘。他说,川端康成致力于发现“日本美”,刘庆邦的一些作品写的是“中国美”。

  关于闲谈的稿子发表于《人民文学》1999年第3期,同期还一下子发了我的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谁家的小姑娘》,一篇是《回门》。前一篇还获得了《人民文学》奖。

  我一直珍藏着这一期《人民文学》,同时珍藏着《人民文学》对一个作者的提携和作者对《人民文学》的敬意。

  叶弥:如果从18岁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我已写了33年了,惟一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就是在《人民文学》发表的《天鹅绒》。记得是发在2002年第4期,后来被姜文拍成了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所以,我后来一直想,应该经常在《人民文学》上发稿子。算起来,我在这本杂志上发表的小说,一共有7篇,都是短篇。其中的《天鹅绒》和《桃花渡》都做了小说集的书名了。若干年后,我的儿子叶迟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小说也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也是短篇。我很是欣喜,也很是着急。对他说,你一定要好好写,不仅要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短篇,也要发表中长篇,这样才对得起施战军主编的厚望。

  乔叶:2001年,我调到河南省文学院当专业作家,经常听到前辈们说起哪个青年作家写了什么作品并发在《人民文学》上。他们点头称许,似乎《人民文学》就是一条硬线,上了《人民文学》,就等于到了线上。

  2004年,我暗暗立了一个小目标:5年之内,要在《人民文学》发一篇小说。2004年第11期,我的中篇小说《紫蔷薇影楼》终于上了线。直到现在,大致盘点一下,散文加小说,我在《人民文学》上应该没有跳隔过一年。仅是小说,怎么也得有十来篇。靠着这些小说,我也收获了十来次文学奖。

  说这些,不是为了炫耀什么,只是想佐证一下《人民文学》对我意味着什么。不夸张地说,我在创作上的所有重要进步,都踩在《人民文学》的台阶上。诸多对我个人而言具有开创意义的第一次:第一次获小说奖,第一次写非虚构,第一次发表童话……都是在《人民文学》上。统统都是。

  好编辑,这在《人民文学》不是个例,而是一个团体。每一位主编、编辑,都有不同的风格。我想郑重地严肃地对《人民文学》的编辑们道声:谢谢你们。我还想对《人民文学》说:君生我未生,我生君未老。君为常青树,愿君年年好。

  李唐:与《人民文学》的缘分,于我而言,是一次次的奇遇。很多年前,当我刚刚开始写作,既不知自己写的究竟算不算“文学”,身边亦无可以交流的朋友。茫然之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稿《人民文学》,居然得以发表。这种鼓舞非文字能够形容,并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有时我会想,如果当年没有鼓起勇气投稿,我的写作恐怕会是另一种样子,甚至可能无法坚持到如今。之后的日子里,在我陷入失落与自我怀疑时,《人民文学》都一次次地给予了我更大的鼓励与包容。现实生活中,我与《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接触并不算多,只限于作品上的交流。我珍视这样简单而古典的关系,如同强大的后盾支持我继续走下去,又是鞭策,让我不敢在写作上有丝毫懈怠。

  《人民文学》已经走过了70年,我为自己微不足道的名字能够参与进它的历史中感到幸福。祝愿《人民文学》越办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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