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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
2019年11月29日 09:04 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 作者:任路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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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纵观新中国建立70年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迁,从生产要素的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四个不同阶段:新中国成立后以“要素汲取型”为主要目的的工农城乡分割与制度化阶段;改革开放后以“放权让利型”为主要手段的工农城乡关系缓和与农村体制改革阶段;新世纪以来以“资源赋予型”为主要内容的工农城乡关系转型和政策支持阶段;新时代以来以“还权赋能型”为主要方式的工农城乡融合与要素市场化阶段。回顾工农城乡关系四个阶段,可以得出如下基本经验:工农城乡关系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问题,其中生产要素的流动和交换是工农城乡关系的主线,而未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协调发展更有赖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活农村生产要素,实现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从而建立农业农村的自我发展能力。

  【关键词】新中国70年;工农城乡关系;生产要素;中国现代化;农村改革

  作者简介:任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农村问题与基层治理。

  引言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起承转合之际,全面梳理和总结第一个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为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打下坚实的基础。从温饱、总体小康、全面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历史进程的关键词和中心语是“现代化”,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到现代国家的转型。与其他先发国家相比,作为后发国家,中国现代化过程是从农业农村农民大国到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农村现代化和信息化相统一的过程,工农城乡关系始终是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问题,贯穿于整个现代化全过程。正如彼得·布瑞克所论述的那样,现代化的源头要从农民的需要、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和农村社会组织的结构中去寻找。现代化不是以牺牲农民为代价而发展起来的城市化过程,相反,它是农村和城市的互动,因此,农村的现代化,正是现代化的基础,不可能脱离农民的需要来谈论现代化的问题[1]。

  当前,对于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已有的相关研究主要从宏观角度来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农城乡关系的变化,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一是侧重于对长历史背景下重大问题、重大节点和重大事件的回溯以及相关数据的整理,但却无意中忽略了变迁中的内在机制;二是集中于政策性层面的思考,常以叙事性的回顾为主,缺少贯穿始终的视角;三是倾向于以改革开放前后为分界点,未做更细致的阶段划分,不利于展现一些隐没在大历史背景下的小趋势。

  基于此,本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工农城乡关系是一种生产方式的转型,即主导力量是作为产业形态的农业到工农转变,以及由此带来的居住生活形态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那么在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生产要素的变化,生产要素构成了生产方式转变的“物质基础”。所谓生产要素指进行物质生产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环境条件。一般而言,生产要素至少包括人的要素、物的要素及其结合因素。但是,当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处于分离状态时,他们只是可能的生产要素,要成为现实的生产要素就必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是人类进行社会劳动生产所必需具备的条件,没有他们的结合,就没有社会生产劳动。生产条件及其结合方式的差异,使工农城乡关系区分成不同的结构和发展阶段。更进一步的细分,生产要素结合的前提条件是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平等交换。自由流动是指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在工农城乡之间自由移动,不受任何人为的制度限制,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生产要素中的作用。平等交换是指劳动力、土地、资金等在工农城乡之间等价交换,避免人为的价格扭曲,充分体现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是平等交换,平等交换能够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进而推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发展演进。

  一、要素汲取型:工农城乡关系分割及其制度化(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工农城乡关系的突出表现是农村的异常衰败与城市的畸形繁荣。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农民破产和乡村衰败成为全社会的普遍现象,与之相对的是一些大城市的迅速发展,如当时的大上海、大武汉等等,原先相对封闭的农村经济纳入到更为广泛的城市商品经济之中,以往的工农城乡相对分离的状况逐渐改变,工农城乡差别日益明显,农业相对于工业、农村相对于城市处于弱势或者不利地位。大城市源源不断地从农村地区汲取农业剩余,尤其是农村土地所有者阶层投入到工商业中,大量的农村财富和人口汇集到大城市,从城市工商业中获得收入。作为生产要素的资金和人口离开农村后涌入城市,奠定了此阶段工农城乡关系的基础。总的来说,此阶段以土地为主要对象的生产要素能够自由流动,但是土地占有不平等并缺少平等交换。面对工农城乡失衡的局面,尤其是乡村的衰败,国民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改变现状,比如进行土地整体和租佃制度改良,以及其他诸如耕地开发、水利建设、鼓励合作社、推广农业技术等措施,此外还有社会力量所进行的各种农村教育、社会组织和农村工业等乡村建设运动,但整体上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的困境,只是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乡村衰败的状况。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改革,改变土地占有的不平等状况,根据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分配土地,改变过于集中的地权,实现了劳动力要素与土地要素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使得困境中的农村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一举改变了乡村衰败的境况。从1950年国家颁布《土地改革法》到1953年,全国完成土地改革的农业人口为4。55亿人,约占全部农村人口的90%,粮食产量达到1。66亿吨,比1949年增长46。9%[2],工农城乡关系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而处于稳定的状态。此外,中央政府采取了在经济上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政策,允许富农经济存在,允许农村土地、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城乡私营工商业可以自由发展[3]。城市人口比重由10。64%上升到12。46%,城市人口从5765万增加到7163万[4]。不过,1952年中国工业净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仅为25。3%,工业劳动者占社会总劳动力比重仅为6%[5]。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来看,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而为了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必须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相比于其他先发的现代化国家,新中国必须逐步完成工业化积累,才能够保证工业化顺利进行。

  纵观世界现代化的历史,工业化积累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自我积累型,即通过本国内部的生产部门实现资本积累,包括原材料或者自然资源,更主要的是从农业部门中获得生产剩余,形成工业化的最初动力,并借助于国内市场销售工业产品,形成农业支持工业、乡村支持城市的循环。二是外在积累型,即在本国之外取得工业化的资金,例如通过野蛮的殖民掠夺等,将本国工业产品销往殖民地或海外市场,进而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中国作为后发的工业化国家,外在积累型的道路并不适应,只能走自我积累型的工业化道路。因此,新中国工业化道路具体化为如何从农业生产中汲取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当时中国农村面临着内卷化的农业生产,大量的农业剩余被人口所消耗,农业生产又由于农村分散的小农经济而进一步弱化,为此,改造分散落后的小农经济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迫切任务。

  在借鉴苏联经验和本国实际的基础上,农业合作化成为改造落后小农经济、完成工业化积累的重要选择。一是农业合作化有助于解决农业发展分散化的问题,改造小农经济,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为工业发展提供农业剩余。二是农业合作化能够有效防止社会分化,进而与社会主义的劳动价值和社会理想相符合。

  在此背景下,以合作化为开端,以工业化为导向,工农城乡关系逐渐出现新的冲突,集中在如何协调工农产业关系上。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6]从中可以发现,当时主要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工业化进程中工业与农业的矛盾,意识到处理工农关系的重要性,试图在发展战略上进行调整,以便协调工农关系。不过,后续合作化、集体化浪潮的推进,若干重大的农业生产运动所呈现农业生产的繁荣,夸大了农业生产形势,无形之中掩盖了农业本身的问题,于是,优先发展工业成为工农关系的主导。更为关键的是伴随着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建立,工农城乡之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受到制度化的限制,突出表现在土地、劳动力、农副产品,乃至于生产经营也被纳入到政府计划经济当中,城乡之间以及农村内部的生产要素为国家行政手段所控制,形成以行政为主导的工农城乡关系格局。

  一是土地合作化形成了单一公有制,土地等主要的生产资料被固定下来,既不能在农村内部自由流动,更不能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借助于社会主义改造解决或缓和了小农经济与社会主义工业化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市场与计划的矛盾),但是另一方面又制造了新的矛盾:集体经济的低效率、城乡隔绝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矛盾[7]。作为主要生产资料的土地以及附属于土地之上的农民生计等都被固定在农业生产领域,土地要素不能离开农业,也不能离开农村。即便是在农村范围内,也由于各个生产单位,如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划分而形成类似“蜂窝状”的相对封闭的结构。

  二是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农村劳动力以及与之相关的身份待遇被固定下来。在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结构中,资本相对于劳动力更为稀缺,重工业对于劳动力的吸纳有限,如果大量的潜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市,不仅将消耗工业生产的积累,而且对城市管理也是一种潜在的压力。为此,为了稳定城市秩序,1958年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法律形式建立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同时建立了与之相配套的粮食分配制度等,以便严格控制城市招收农村劳动力,城乡之间的劳动力流动被压缩到极限,实际形成了城市与乡村、市民和农民两个不同的生活区域和身份群体。

  三是农副产品的统购统销,农副产品的销售和工业产品的配置、工农产品剪刀差被固定下来。《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农民应按照国家规定的品种、价格、数量将余粮售予国家,对城市居民则按照组织供应或凭票购买[2]。据此,将城乡之间的市场流通转变为计划控制。

  四是农村人民公社体制集体经营,农民的劳动过程被人民公社等固定下来。农民不仅被束缚于农村,而且被束缚于土地上,被束缚于集体生产经营中。农村劳动力不但难以进入城市就业,即便在农村也不能够从事农业之外的工商业,作为农村农工相辅的副业生产在一段时间也被限制甚至取消。

  正是在工农城乡分割的基础上,通过对生产要素的行政支配,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农村内部不能自由流动,而代之以政府的计划调拨和交换,极大地削弱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4]。对于国家工业化而言,以乡村支持城市和农业支持工业的方式完成工业化的积累,推动了新中国工业化的飞跃。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提升,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增加,然而,农业和农村在此过程中受到严重影响,1952-1978年,中国工业总产值增加了15倍,而农业总产值只增加1.3倍。1978年,82.1%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居民人均收入133.57元,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65.8%,属于绝对贫困状态[5]。由于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在土地和农村,改变了工农城乡的关系,阻碍了自然的城镇化进程,同期城市化率仅由11.2%上升到19.4%[8]。

  综上,在以“取”为主的阶段,国家通过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工农城乡关系也被纳入到计划经济之中,同时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战略,导致工农城乡关系严重失衡。借助于户籍、统购统销等一系列城乡有别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制度化的城乡二元结构,形成改革开放之后工农城乡关系的基础,可以说此后在协调工农城乡关系的过程中,始终绕不开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制度化的工农城乡二元结构。

作者简介

姓名:任路 工作单位: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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