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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疆知识、区域分类与中国叙述:“拉铁摩尔逻辑”与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及超越
2019年10月31日 09:11 来源:《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5期 作者:袁剑 字号
关键词:边疆;区域分类;拉铁摩尔逻辑;中国叙述;边疆思想史

内容摘要:

关键词:边疆;区域分类;拉铁摩尔逻辑;中国叙述;边疆思想史

作者简介:

  【摘要】近代中国经历由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型,其传统的边疆知识也呈现新的图景,而在这过程中,基于外部地缘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影响,边疆地域也日渐得以划分,逐步形成东北、蒙古、新疆(西域)和藏区四大陆地边疆类型及其知识空间,并延续至今,成为构筑当代中国整体叙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叙述框架的形成,既有中国内部的动力,又受到域外研究者的影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1900-1989)形成的分析逻辑,他对于中国边疆的整体性叙述,促进了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的生成,并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当今中国边疆区域的基本分类和解释模式。文章就拉铁摩尔的分析路径入手,结合当时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及政局动向,揭示特定区域以及族群历史纵向阐释在近代中国边疆话语生成过程中的意义,探寻当代超越“拉铁摩尔逻辑”并确立具有中国主体性的“边疆思想史”框架的现实基础与可能。

  【关键词】边疆;区域分类;拉铁摩尔逻辑;中国叙述;边疆思想史

  【作者简介】袁剑,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边疆与中亚问题研究。

  一、时代感与内外语境

  近代的世界充满着联系与互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动与调整的同时,中国也经历着动荡与波折,并在由西方殖民帝国所主导的世界市场中经历着经济与社会层面的起起伏伏。也正是在同一时期,在犬牙交错中得以勉强维系的欧洲大陆力量均势局面,随着19世纪后期德意志帝国的统一与崛起,而日益走向整体性的瓦解,曾经由西欧各国所垄断的海外殖民地扩张,也开始受到曾一度被迫打开国门、随后经明治维新而崛起的东亚国家——日本,以及大西洋对岸曾经陷入南北战争、一度秉持门罗主义,之后又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的制约。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19世纪后期英俄之间围绕中亚进行的政治军事博弈,塑造了这一区域随后一个世纪的地缘格局,而在东北亚, 20世纪初爆发的日俄战争,其结果彻底终结了当时俄国咄咄逼人的态势,日本开始成为这一区域的新霸权力量,这两大变化,从东西两个方向奠定了近代中国的边疆态势,并影响了这些区域之后数十年的军事政治局势。

  进入20世纪,世界大战改变了既有的欧亚乃至世界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瓦解了原有的欧洲大国格局,从十九世纪后半叶所逐步确立的、以英、法、俄等殖民势力为核心的、围绕中国边疆而形成的外部殖民秩序,随着地缘格局的变动,转变为以英-法-美、苏、日为主轴的新的中国边疆外部力量格局。在这当中,日本对中国边疆的步步侵蚀最终促发了中国的全民族抗战。包括中国抗日战争在内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从根本上摧毁了既有的世界力量格局,并彻底冲垮了之前的全球殖民体系,在这之后,取得抗战胜利的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身份,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瓦解以及英法在东南亚和南亚地区殖民统治的终结,中国近代长期以来如影随形的边疆安全危机得到初步解决,而长期以来因受列强侵略而形成的“国难”危亡也得到解除,开始转变为战后世界秩序下的国家定位与发展问题,以此一来,曾经事关国家存亡的边疆危机,也就逐渐转变为主要涉及周边国家的、不再具有全局性危亡的边疆冲突和争议问题。可以说,进入现代,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变,中国边疆所蕴含的时代议题也从国家存亡问题转变为区域发展问题。

  在这种外部秩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近代的内部秩序也出现巨大的变迁。随着清末统治秩序的崩塌,传统的王朝体系让位于民族国家结构,传统意义上以皇室帝系作为法统传承的实践方式,转变为以国名国体为标志的国家认同框架,新建立的中华民国承认了当时的外部秩序,并在继承清朝疆域版图的基础上登上世界竞争的大舞台。这种继承与转变虽然同时发生,却代表着国家建构方面的不同路径。这种情况,就像陈旭麓在评述晚清至民国的整体转变时所指出的:“民主革命的胜利,民国取代了帝国,使王朝的‘国歌’很快变成了王朝的挽歌。‘揖美追欧,旧邦新造’压倒了‘帝国苍穹保’,显示了此时新声胜旧声。在这两种旋律的背后,是王朝时代的逝去和民主共和时代的到来。”

  这种“新造旧邦”的独特使命感,在两大层面构筑了民国在边疆理念与实践上的总体框架,并进而奠定了民国在认知与对待当时所面对的经由继承清朝版图而一并延续下来的边疆危机,以及在涉及更大范围内的外敌威胁时所秉持的基本原则。首先,这种重新塑造旧有国体的过程,所展现的可以说是一种试图呈现20世纪初国体转型与秩序重组的道义之感,在当时无法打破既有的以硬实力为核心的整体世界格局的情况下,这种经由国体转变而得以凝聚的共同体意识,成为这一时期国家建设与边疆治理的重要基础力量,并在后来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全民族团结抗战的整体氛围,有力促进了边疆开发的热潮。其次,由于当时全国的行政治理能力还处于前现代阶段,内部纷争频仍,因此这一时期对于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较为薄弱。但值得注意的是,经由封建王朝向民族国家的转变,在继承既有疆域版图的基础上塑造了一个新的共同体认知,在这种框架下形成的“中国”认知不再与“大清”等王朝名称相纠缠,而成为拥有广袤版图的文明和政治共同体的正式称谓。当然,这种共同认知的形成并不是一瞬间就造就的,其中既有之前所继承的包括清朝在内的中国历代王朝的传统与历史经验,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20世纪所特有的行政与技术资源,上述这些资源与经验的系统叠加最终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及其边疆认同的基本底色。在国家控制技术层面上,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作为‘政府’权力的监控的集中化过程,很大程度上仍只是(如果不全是的话)一种现代国家现象。只有现代国家,才能准确地使其行政管辖范围同具有明确边界的领土对应起来。凡是国家就都有地域范围的一面。然而,在民族-国家产生以前,国家机构的行政力量很少能与业已划定的疆界保持一致。而在民族-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年代,这种情况现实上已变得极为普遍。”从历史的角度而言,清代从整体上奠定了当代中国疆域版图的基础,而民国则在新的环境下初步勾勒和塑造了中国的民族国家基本属性与认同。

  概而言之,中国近代在“边疆”概念及其相关意识方面呈现的重大转变,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意识空间的拓展齐头并进,并在几个层面得以呈现:首先,由于“中国”一词正式成为民国时期对外交往的官方简称和全民共识,因此,人们对于中国自身范畴的认识就更为具体了,逐步意识到中国这一政治地理范畴不仅有其相对柔性的外部文化标志,而且还有实实在在的边疆与边界加以限定,而不再是无边的“天下”,国家取代了“天下”,成为基本的认同单元。其次,对“边疆”的重新认知有了更为丰富的内容,逐渐超越了纯粹的政治与地理意义,开始以更为多元、多维的视角加以关注,并整体性地放弃了传统王朝朝贡体系中以华夏中心意识为核心的理念,国际交往取代了原来的朝贡网络,而确立起更为现实的对外关系视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对于边疆区域及其治理的决策基础,近现代的“边疆治理”取代了古代的“羁縻怀柔”,成为基本的操作策略。

作者简介

姓名:袁剑 工作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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