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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瑜 杨庭硕:我是如何走上生态民族学研究之路的 ——杨庭硕教授采访记(上)
2019年08月30日 09:11 来源:《三峡论坛》2019年第1期 作者:舒瑜 杨庭硕 字号
关键词:生态民族学;文化生态;生境;文化整体观

内容摘要:

关键词:生态民族学;文化生态;生境;文化整体观

作者简介:

  摘 要:在此次访谈中,杨庭硕教授从自身的学术经历谈起,尤其是自己跟随江应樑先生开展民族学的学术训练,重点讲述了如何从“族源”问题的讨论逐渐拓展出对生态民族学的研究兴趣和研究路径。尽管杨庭硕教授的学术之路带有个人的鲜明特点,但从中也折射出传统民族学、民族史训练出来的学者在新兴分支学科中的学科背景优势和独特视角。

  关键词:生态民族学;文化生态;生境;文化整体观

  作者简介:舒瑜(1981-),女,云南文山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人类学;杨庭硕(1942-),男,苗族,贵州贵阳人,吉首大学历史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族学研究。

  杨庭硕教授是国内最早从事生态民族学研究的学者之一,在少数民族传统生态知识研究领域作出了突出贡献。已经有相关学者对杨庭硕教授的主要学术经历和学术思想进行过采访和介绍。[1] 2018年5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资源、环境与生态人类学研究室与吉首大学应用民族学高等研究院共同发起“生态文化研究学术工作坊”的交流活动,利用本次工作坊的机会,我们对杨庭硕教授进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访谈,因受到篇幅限制,本文所呈现的只是部分访谈内容。[2]

  舒瑜(以下简称舒):杨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访谈,您是我们特别敬仰的老一辈学者。此前,我已看过您的研究成果,感到由衷的折服,今天能向您讨教感到非常荣幸。从您的学术经历看,您跟着江应樑先生所受的学术训练,主要是民族史方面,但后来逐渐转向生态民族学。作出这样转向的机缘是什么?就我们所知,您很早就开始进行生态民族学的研究,《民族文化与生境》一书1992年就已出版。该书的写作据说是当年和江先生探讨族源问题派生的结果。为此,我们想了解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怎么从传统的民族史研究转向了生态民族学?这一转向背后有什么特别的考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机缘?

  杨庭硕(以下简称杨):你说的不错,确实和族源的探讨有直接的关联性。大家都知道,民族学学科的传统做法,是对具体民族一个一个地加以研究。当然肯定是跨文化的研究,这一点必须加以强调。在跨文化背景下,难免会带着自己的观点或者立场去了解另一个民族及其文化,这种现象在民族学界早就习以为常。而且对传统民族学教育而言,几乎成了一种普遍性的规范。但如下三个方面的情况,对我的学习经历而言,不得不作出有所不同的考量。

  其一,我个人的治学经历。对此,大家可能早有了解。我是先天性的近视,早年想学化学,响应国家的号召“向科学进军”,但眼睛不行,不仅化学学不成,学生物也不行,也曾试过学习气象学,同样无果而终。最后在万般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学了中国语言文学专业。这个过程很曲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失败,也是个人的悲剧。但从另一方面看,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和训练,对促成我转向生态民族学研究起了很大的铺垫作用,使我的思维方式不会像传统做历史、民族学、文学的科班生那样,要遵从特定学科的规范,而很难换一个视角去思考所面对的学术问题。我反而容易做到这一点,这对我而言,应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

  其二,和我的家庭出身及生活圈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的家庭本身就与苗族文化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批脱离苗族社区,进城谋生的苗族移民。我父亲和母亲双方都与苗族有血缘关系,而且来自不同的苗族支系。在家庭内外,苗族文化的潜在影响,对我而言也是治学方向选择的另一机缘。

  舒:从山上迁到城里谋生,原因是什么?

  杨:清代咸同年间,社会局势动乱。进城谋生,是一种被迫做出的选择。我母亲与金筑安抚司世家有血缘关系。我外祖父是因为参加辛亥革命到了贵阳,而且在辛亥革命中还扮演过重要的角色。他曾在贵州当时的军政府中当过文书,然后到詹天佑手下当财务总管,后又给孙中山当过信使。同时他又是受天主教资助才得以进城谋生。这些特殊的经历使得我外祖父视野较广,他在与我们的闲谈中,为我提供了不少在幼年时倍感新鲜的新思想和新知识。民族学需要一种跨文化的思维。他在无意中传授给我们的知识和思想,对我后来选择民族学,起到了很大的引导作用。

  其三,我有幸被江先生录取为他指导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时间是1980年以前。当时民族学还没有恢复,因此我是以历史学研究生的名义进入云南大学的,但这是我意料不到的幸运。江先生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就是讲民族学,因为他当时正在准备1980年到贵阳参加中国民族学的成立大会。听完课后,我才知道我是以历史学的名义当上研究生,事实上要学的是民族学。这对我而言,自然感到与江先生十分投缘。由于我的经历与我的同学有所不同,江先生所传授的内容,我接受起来感到很轻松,不像其他同学那样吃力。

  舒:您和江先生为何对族源问题研究那么感兴趣?

  杨:这是当时的学术背景所使然。我国政府组织大规模民族识别的工作时,民族学研究队伍力量还很薄弱,参与这项工作的学人大多是历史学或语言学专业的专家。他们习惯于从汉文典籍中找证据去展开民族识别工作,所形成的结论很自然地都要围绕汉文典籍的记载下结论,以致于几个民族的族源会很自然地出现雷同。江先生认为这样做不妥。一个民族的族源,只能就其民族文化基本定型才能下结论,仅凭借一两项文化事项的汉文记载,去认定不同民族的族源,其结论的可靠性必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记得有一次,江先生问我,苗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支系?其间到底有没有差异?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并不难以回答。因为仅仅是在贵阳市范围内,就有四个不同的苗族亚支系在这里生息。我就我知道的情况回答了江先生的提问,并补充说,不同支系之间的苗族,确实存在着非常明显的文化差异。但为何还能凝结为一个民族?我当时也无从找到正确的答案。江先生当时仅是提醒我们,要从苗族文化内部整体性的共性特征下结论,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

  我们家族的原住地,是在明代水东土司的领地范围内。水东的苗语非常奇怪,只有三个声调,而其他地方的苗语则有六至八个声调。原因在于,水东地区的土司出身于汉族,其属下也有大量的汉族民众。声调上的这种差异,也许是受到汉语干扰的产物。江先生听了非常感兴趣。他说研究苗族族源,需要全面掌握这些情况才行。其后,我就给他介绍了贵阳范围内的苗族情况。如当地方志所称的“青苗”,在计时制度上,就与其他苗族不同,他们不是用苗族的传统历法,而是采用汉族的农历计时。只不过,将月份和节气的名称都翻译成了苗语。据此,我估计这里的青苗是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江先生也表示认可,这给了我很大的鼓舞。至于其他地方苗族的传统计时制度,则是用十二生肖轮回计算年份、月份、日子和时辰。我当时还不知道,苗族的这种传统计时制度,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物候历。不过,江先生听后对我的启示却使我受益匪浅,他明确指出,探讨族源需要看主流、看传统,个别地方存在的差异,大多是受外来文化传入的影响所使然,按理不应当成为族源探讨的依据。而这一点,其后成了我选定田野调查点的依据。

  我的田野调查点距离贵阳市很近,是该市下属的高坡苗族乡。当地的苗族在汉文资料中被称为“白苗”,通用的苗语被王辅世称为“惠水次方言”。这里苗族的计时制度是真正意义上的苗族传统历法。在很多苗族地区,都通用这种传统历法,以此为依据去探讨苗族的族源,才具有起码的可靠性。也正因为如此,我的硕士论文才有勇气正面去探讨苗族的支系问题,江先生的启发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以苗族的传统历法为线索,去归纳苗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果然收到了理想的成果。因为,单就汉文资料的记载而言,这种传统历法不仅在高坡传承到了今天,在其他的苗族地区也有相当一部分传承下来,据此去探讨苗族的族源,我的心中就显得有底气了。

  后来,江先生又问我是否了解苗族到底分布在哪些地区?它和布依族在分布上到底有什么差异?我当时比较清楚“高山苗,水仲家,城里住客家”,就把这种顺口溜告诉了江先生。他说这些民族的分布肯定与所处环境有关系。在研究民族族源时,环境得考虑进去,因为苗族分布这么广,环境差异这么大,我们还把他们说成是同一民族,这是就什么原因去做出的结论?它有哪些文化事实和其他民族有明显的区别?当时我回答不上来。他就叫我查当时研究苗族的论文,对比一下到底有哪些东西是苗族都认同的,而且是具有同质性的文化内容。基于当时的这番谈话,我的第一个田野调查点就这样定下来了。进了高坡深入调查后,我确实发现了很多共性的东西。

作者简介

姓名:舒瑜 杨庭硕 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吉首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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