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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样本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19年08月31日 21:35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11期 作者:陈曙光 字号

内容摘要:21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在改变全球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语境。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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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21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在改变全球经济地理、政治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语境。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的产物,总是钟情于成功的故事。21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故事应当在中国,“中国”理所当然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样本。绕开中国样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能游走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带。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超越现代性的西方话语,在解码中国样本的基础上,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版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双向度”特征,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促进世界进步的过程中开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新向度,在“改变中国”的过程中承载“改变世界”的新的前沿使命。绕开中国样本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缺乏世界向度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

  关键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样本

  作者简介:陈曙光(1975- ),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翻转,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时代的变迁、历史的洪流将中国推到了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前沿位置。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离不开中国,绕开了中国样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能游走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带。

  一、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事件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19世纪中叶,诞生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19世纪马克思主义”如果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提出来,那么,它的创立主体、体系内涵和空间定位都是非常清楚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经典马克思主义。20世纪,马克思主义走出欧洲,在全世界开枝散叶,呈现一派繁荣景象。苏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等)、中国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形形色色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相继出场,但显然,它们中的任何一支都无法独享“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光荣。21世纪,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率先提出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①的科学概念,中国共产党人“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②的同时,高高擎起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旗帜。

  “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与外延的规范性概念,它不仅仅关乎时代,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时间意识”与“历史意识”,而且有其确定所指。这种确定性在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不是泛指播撒在世界每一个角落里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特指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发端和成长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中国学术的和引领世界的理论主张。可以说,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的主流、主体和主干。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实践的主体定位于中国,绝不是要垄断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发展,也不是要否定世界马克思主义“一源多流”的现实,更不是要剥夺其他国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权利。从“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概念的提出,其意义在于,它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理论符号,是中国学术走向和引领世界的历史性起点,是中国学术彻底摆脱学徒状态、形成“自我主张”③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东西方思想在长期非均势的较量中迎来新的平衡态的重要拐点。

  二、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中国国际方位的新变化

  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每一个民族国家都绕不开的历史宿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民族国家的历史方位往往是变动不居的,由此导致国家学术方位也始终处在变动之中。晚明直至1840年以前,中国由于奉行了相当长时期的闭关锁国的国策,与世界的交往还是零星的。这期间,中国一直在相对孤立的地缘政治环境中发展,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我—他”的非对象性关系,尚未构成彼此的“对象性存在”。中国扮演着“国际机制的非参与国”④的角色,中国历史表现为民族历史,或者说还只是世界历史之东方的组成部分。这时期,中国学术自成一统,落后于世界学术发展的新潮流,在历史形成的传统学术轨道上独自发展。中国的思想大家们囿于前现代的学术主题,基本上沉溺于小格局、经院式的文本解读,纠结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间,习惯于从自身的学术框架中提出问题,沉湎于东方的研究范式。1840年,鸦片战争使西方列强的侵略的炮火轰开了大清国的国门,使中国封建性的自然经济逐步解体,也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从而也将中国推向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从这时开始,中国才被迫开始了世界性的交往,中国与世界才构成了彼此的“对象”,具有了对象性关系。也是从这时开始,中国历史才成为世界历史的有机构成。

  中国将世界对象化的过程,也是世界将中国对象化的过程。中国和世界作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角色和方位是发展变化的。根据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变迁,根据中国角色和方位的转换,我们可以将其划分为三个具体的阶段。

  第一阶段,1840-1949年,中国被迫走向世界,处于世界体系的边缘;中国的传统学术一步步迷失自我,沦为西方学术的跑马场;同时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也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文化。这一阶段是中国被动走向世界的过程。鸦片战争将中国强行置入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国成为国际体系的被动参与者。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是主客体关系,是“我—你”的对象性关系,西方为主,中国为客;西方主导,中国服从,由此激起了新文化的启蒙和民族觉醒。西方按照自己的形象、依靠自己的观念来塑造中国,使中国旧文化成为西方的某一个“他者”;但是,这也促进了中国革命思想、革命文化和革命传统的形成。

  在这一阶段,基于西方成功崛起的优势地位,基于西方建立的世界霸权,中国统治集团在思想理论上失去了主心骨,在文化主张上失去了定力,在发展道路上失去了选择的空间,不知道何去何从,只能扮演跟随、模仿的角色。其前期,中国走向世界实质上是“单向度”的西方化,只能依附和从属西方,缺乏自主选择的空间和机会。西方列强通过炮舰开路,迫使中国设立租界,开放通商口岸,割让领土,让渡主权,圈定势力范围。西方列强侵入东方文明国家,完全是单方面的行动,但却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行动——西方列强以野蛮的方式开路,展现的却是现代文明的前景。因为大炮一方面破坏了宁静、和平的古老国家,破坏了皇帝的权威,但另一方面却“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⑤,迫使东方古国并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全球化链条上的一环。

  当封建中国开始解体时,未来中国如何建构,我们没有主张,只能按照西方方案来改造中国。在此情境下,古典中国的图像渐次模糊,现代中国又不知在何处安放。剩下的问题仅仅在于,中国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西方化,大致有两种主张:一是“中体西用”“师夷长技以制夷”,意在保留“中国魂”的前提下以西学之术塑造外在的中国,使中国看起来像西方。这套主张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宣告失败。没有“道”的变革,“器”是无关紧要的。二是“全盘西化”,即深度西方化,抛弃古典中国的一切方面,全盘照搬西方的发展方案、制度框架和价值体系,以西学为体改造中国,使中国不仅从外在看起来像西方,而且内在的灵魂深处也完全西方化。这套主张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宣告破产。没有一场改造国民性的文化变革和启蒙,不可能推动中国社会的真正进步。这一时期,由于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依附西方”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尽管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名义是共和制的“中华民国”,但是并未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面貌,反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而使中国积贫积弱的程度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旧式军阀、蒋介石政权、汪伪政权以及伪满复辟,背后都站立着某个西方大国,攀附西方大国以壮大自己的声势,确立自己的所谓合法性。这时期,中国学术存在着严重的思想赤字,国外的各种思想、流派、主义潮水般地涌入中国,中国成为西方学术主张的试验地,中国学术舞台沦为西方思想的跑马场,中国学术在光怪陆离的学术幻象中一步步迷失自我,忘记了本来,丢失了未来。这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功实现中国化,并使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推翻了三座大山,开天辟地,建立了新中国,这是晦暗的中国学术舞台上升起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亮光。

  第二阶段,1949-2008年,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自主融入世界,中国学术逐渐形成自我主张,但中国学术的世界历史向度尚未全方位开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在国际无产阶级的思想界,是革命思想亮色,但是在整个世界文化中依然处于世界学术舞台的边缘地带。这一阶段是中国自主融入世界的过程。这时期的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大国,在思想理论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主心骨”,在发展道路上有强大的定力,在文化选择上有自己的坚守,而不至于在世界化的过程中忘记了“我是谁”、在与“他者”的互动中丢失了自己、在吸收外来的途中忘记了本来。

  前三十年(1949-1978年)是中国局部融入世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西方世界对新中国奉行经济封锁和政治孤立的政策,中国与西方世界泾渭分明,彼此对立,是相互外在的关系。中国置身于西方体系之外,但并没有置身于世界之外,中国不得不自主融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依附西方的历史,结束了中国人民“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宰割”⑥的历史。后三十年(1978-2008年)是中国全方位融入世界的时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主动跨越“楚河汉界”,全方位开放格局逐步形成,主动与包括西方在内的整个世界对接,承接西方的产业转移,吸收西方的资金、技术、人才和先进管理经验,深度融入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全面参与西方大国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特别是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融入世界的步伐空前提速,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从万亿级经济体量跃升为十万亿量级(美元计)经济体量,中国与西方之间倾斜的实力天平发生变动,呈现有利于我的预期。

  不管是前三十年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发展中国家开放,还是后三十年向全世界开放,“自主”始终是中国的第一原则。我们不依附于任何国家和集团,能够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自己的事情、参与国际事务,能够自主决定融入世界的深度和范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⑦中国是一个大国,什么时候开放,开放到什么程度,哪些领域先开放,哪些领域后开放,哪些领域一步到位,哪些领域慢慢开放,哪些方面与世界接轨,哪些方面必须坚守中国特色,我们有主张、有原则、有定力、有节奏,没有犯颠覆性的错误。这时期,中国学术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立主张,但尚未建构起唱响世界的中国学派。中国学术在总体上依然行走于世界学术舞台的边缘地带,无法有效参与世界全局性问题的筹划与讨论,无力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中国方案。

  第三阶段,2008年特别是2016年以来,中国从世界体系边缘开始走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学术开始在世界舞台中央绽放,为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中国方案。2008年以来,中国从跟随经济全球化转向促进经济全球化,从融入经济全球化转向开始引领经济全球化,从输入型现代化转向辐射型现代化,中国国际方位发生了历史性翻转,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与西方世界不再是单向度的从属关系,第一次升级为“我们”的关系,这是主体间的关系,是相互影响、相互塑造的双向互动关系。

  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翻转始于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中国在缺乏足够心理预期、理论准备的情况下被推到了“负责任大国”的前台位置上,扮演起全球经济发动机的角色。受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的双重影响,西方世界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孤立主义抬头,各类区域性的贸易投资协定碎片化,美欧的移民政策、边境政策、投资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金融监管政策等朝着去全球化方向发展,全球化运动第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何去何从考验着中国智慧。西方某些大国的逆全球化运动将中国推上了全球化旗手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20年前甚至15年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是美国等西方国家,今天反而是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积极主动同西方国家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作斗争。”⑧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也认为,“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⑨。

  经济全球化无法选择、无从抗拒,也无法逆转。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化的基本样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通往未来理想社会的必经之路。习近平主席2017年1月出席达沃斯论坛时向全世界公开宣示,“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中国“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中国“欢迎各方搭乘中国发展的‘快车’、‘便车’”⑩。从这时开始,中国从跟随经济全球化转向了引领经济全球化,世界秩序重建第一次赋予了中国话语权,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引领的经济全球化是一场以造就国际合作、世界共赢、全球正义为目标的社会运动,是与工业化时期的资本主义世界化有着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目标的新型全球化。它的发展方向是消解而不是延续西方少数大国主导的全球化,是要打破而不是固化依附型的中心—边缘结构,是终结而不是捍卫西方世界的霸权秩序,是要在去中心化的追求中建构起一个更加多样化的世界。新型全球化是全球化运动中一个较高级的阶段,是旨在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全球化的一种历史形式,而不是唯一可能的可行形式”(11)。今天,我们正处于人类变革的高级阶段——“国际化进程发展成了当代的全球化”(12)。这是中国参与推动的全球化。

  今天,中国国际方位的变迁决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应该有新的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光应当与中国的国际方位、大国责任相一致,应当在立足中国的基础上关怀世界,应当为世界的进步,为解决全球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平赤字提供中国方案,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出场的宏观背景。

  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解码中国样本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跨越了三个世纪。每个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重镇不同,分析的基础样本不同,解决的时代课题不同,因而马克思主义的呈现样态也是不同的。19世纪,欧洲工业文明进入上升期,现代化进入加速期,这里自然成为了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中心地带。在欧洲,英国率先完成了工业化的任务,成就了帝国霸业,英国自然成为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的基础样本。在英国,伦敦又处于心脏地带,这里理所当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也成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重镇。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如何终结资本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是这一时期的理论形态。20世纪,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世界历史大事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成为当时震撼全球的一种世界现象,苏俄自然成为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聚焦的基础样本,也成为了20世纪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的中心重镇。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国家是否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呈现形态主要表现为列宁主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客观地说,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首先聚焦和解决的是中国问题,首要的贡献在中国,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历史意义来说,还称不上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理论。21世纪最为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发生在哪里,哪里就是马克思主义最钟情的研究样本。21世纪,中国上升为世界马克思主义聚焦的首要样本,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重镇转移到中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伟大的理论背后总是有一个伟大的实践样本。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发生历史性的翻转,中国与美国已经进入时空切换周期,中国代表的时代趋势正在缓缓开启,中国从融入世界经济交往体系转向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这是前所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必将成为滋养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的丰腴沃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13)因此,展望未来,随着世界经济中心的逐渐东移,世界文化中心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也将随之东移,中国将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重镇,中国故事将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样本,这是由中国的国际方位、大国责任以及历史使命决定的,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喜好为转移的客观事实。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是“解码中国”。中国崛起对于世界来说依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中国崛起是21世纪最为重要的世界历史事件,中国道路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践成果之一,但我们的理论创造尚不能有效总结中国的经验,我们尚未生产出与其实践成果相匹配的系统理论成果。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构成了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源头活水,解码中国就成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首要任务。绕开中国样本,21世纪马克思主义就只能游走于世界学术的边缘地带,而难以上升为世界历史性的理论,难以参与世界历史的理性升华。

  21世纪马克思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由实践建构起来的,而不是由概念建构起来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逻辑起点是“中国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样本”,中国故事、中国奇迹构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深刻的基础、最有力的根据。“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概念及理论本身都是历史的产物,正是我们“运用这些概念所分析的那个历史,实质上发明创造了这些概念”(14),而不是相反。

  解码中国样本,关键是捕捉“中国样本”的特殊性。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是超大人口规模参与的,是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国中展开的,是在拥有5000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进行的,是基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前提,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中展开的,区别于西方的制度架构、政治体制、发展模式和观念体系,区别于西式现代化道路和经典现代性逻辑,区别于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天然契合的观念逻辑,这在当代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也是前无古人的历史性事件。中国模式本身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是一个世界级的样本,它与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以德国为代表的莱茵模式,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都是非常不同的。

  “中国”作为世界级的样本,中国问题作为世界级的难题,通过解码中国所作出的理论创造——21世纪马克思主义必定是世界级的成果,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也必定是世界级的贡献。具体来说,由于中国现实国情、文化传统和历史命运的特殊性,中国面临的改革发展问题、资源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政治腐败问题、民主政治问题、伦理道德问题、教育医疗问题等,每一项都是世界级的重大课题,解决任何一项课题都没有现成的经验,更不存在预先为中国量身打造的理论方案,因而破解这些课题本身就具有世界性的示范意义。以经济学为例,进入21世纪,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世界上最为重要的经济体之一,发生在中国的经济现象无疑将是世界上最值得关注的经济景观,解释这道景观的理论无疑将成为令全球瞩目的经济理论,破解中国经济奥秘的成果也将是世界级的成果。可以预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5)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必将成为滋养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深厚沃土,必将为发展繁荣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广阔空间,从而推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进步。

  四、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涵:现代性的中国版本

  中国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最重要成果。中国道路的成功代表了一种新现代性的出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从本质论的高度揭示中国道路背后现代性秘密的学说。

  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超越西方的启蒙现代性、经典现代性、后现代性以及“反思的现代性”话语,在解码中国样本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书写现代性的中国版本;在规避“现代性之痛”的基础上,实现现代性的救赎;在摆脱西方话语路径依赖的条件下,形成原创性的中国现代性话语。现代化是由西方率先发起的,现代性是由西方首先书写的。西方享受了现代化运动的巨大成果,但同时也承受了现代化无序发展的后果;西方书写了现代性的经典版本,但同时也遭遇了“现代性之殇”。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设计”(16)。西方现代性的失势,标志着新现代性的出场。中国自1840年以来就开始探寻现代化道路,区别仅仅在于通过何种方式、谁来领导、选择何种路径实现现代化。实践证明,资本主义现代性道路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代中国正在走向“更现代”的未来,我们不能放弃现代性,而是要反思现代性,拯救现代性,立足中国本土,造就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性社会,重建中国式的新现代性。

  中国自主开辟的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同于人类过往实践的伟大创举。今天的中国正自信地向世界提供“另一种现代性”版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17)这条中国式的现代性之路,第一次摆脱了资本主宰劳动的历史逻辑,第一次摆脱了西方的制度框架、政治模式和文明体系,第一次摆脱了殖民、扩张、掠夺的发展逻辑,第一次摆脱了依附发展、梯度进化的历史宿命,第一次抛弃了零和博弈、我赢你输的丛林法则,第一次通过“走自己的路”实现了从世界边缘到中心的华丽转身,第一次在吸纳西方经典现代性的精华之后开启了更为壮丽的现代化之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只能通过解答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问题而出场。

  中国新现代性肇始于新文化运动,在共产党主导的、以发展改革为主题、以社会主义为性质定向的现代化运动中逐渐生成,在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历史性实践中走向成熟。中国新现代性,源于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立场,源于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质基因,源于对西式现代性的积极扬弃,归根结底,源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和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共时性在场的历史语境,正是多重因素合力孕育了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新现代性的首要特征,中国现代工业文明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物质内容,中国特色的社会制度体系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社会形式,中国道路是中国新现代性的实践成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中国新现代性的理论居所。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代表着这种新现代性日渐成熟,正在崛起为比肩乃至超越西方现代性的人类新文明。

  中国的新现代性是辩证的,它有须臾不可分开的两面,每一面都不能离开另外一面而单独存在。西式现代性之误在于,彰显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我们无意全盘抛弃西式现代性的一切方面,但将竭力避开西式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开辟更为壮丽的现代性前景。在这里,现代性之“两面都很好地、协调地依附在同一实体之上”(18)。比如,个性与共性互为补充,边缘与中心相互包容,物质丰富与精神富足正向匹配,感性幸福与道德信仰相互支撑,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共同成长,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得益彰,个体价值与整体价值相互尊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经济增长(GDP)中心论升级为强调社会全面进步,工业化升级为新型工业化,市场化升级为市场决定与政府作用兼顾,程序民主化升级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个人自由升级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市民社会原子化升级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城市化升级为统筹城乡发展,国际化升级为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单线发展观升级为整体发展观,效率优先升级为兼顾公平与效率,人类中心主义升级为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概而言之,中国新现代性,凝结为中国道路背后的哲学逻辑和哲学原则,外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和文化,具体化为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21世纪马克思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中国版本的灵魂,为人类的未来发展开辟了新的愿景,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好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借鉴,为非西方国家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牵引注入了信心和底气。

  五、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双重使命:改变中国与改变世界

  21世纪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翻转,在改变全球经济地理、政治地理、人文地理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宏观语境。历史的洪流将中国推到了引领世界马克思主义发展创新的前沿位置。推进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是最合适的承担者。

  我们知道,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包括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发展出来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还是“单向度”的理论,我们的理论角色主要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侧重于“中国向度”,研究对象为“中国一域”,重点发掘“中国特色”,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问题”,注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改造中国。比如,毛泽东思想主要是解决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问题,从社会形态变革、制度变革的角度改造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是解决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问题,从社会发展、制度变革和体制转型的角度改造中国。不管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变世界”依然是一个尚未实质性开启的意义维度。到了21世纪,鉴于中国崛起的历史事实和中国样本的传奇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目光理应聚焦中国,体现“中国向度”;同时,鉴于中国的国际方位、大国责任和历史使命,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又必须同时开启“世界向度”——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最大的特殊性。

  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明显的“双向度”特征,承载着双重理论使命。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双重向度”,在理论视野上体现为“中国向度”和“世界向度”的统一,在建构逻辑上体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统一,在理论使命上体现为中国人民的实践与世界人民的实践、“改变中国”与“改变世界”的统一。也就是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针对的不仅是中国的一极,而是世界的全域,我们的理论角色要适应“中国走向世界”这一宏观历史语境。具体来说,21世纪马克思主义既要着眼于中国问题,也要关照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既要指引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要引领世界的发展方向;既要坚守中国立场,也要具有“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既要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为增进世界人民的共同福祉贡献中国力量;既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要为完善全球治理提供中国主张;既要为中国的制度成熟和制度定型搞好顶层设计,也要为人类探索更美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既要创造中国文明的新形态,也要为建构人类新文明提供中国价值。60多年前,毛泽东主席期待,“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我以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正是中国对于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

  与“双重使命”相呼应,21世纪马克思主义承载着“双重意义”,即“民族意义”与“世界意义”。20世纪,中国在世界的边缘奋争,这一时期,主要是把握世界对于中国的意义,而非中国对于世界的意义。比如,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特点是世界民主革命的普遍规律向中国特色的转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和新民主主义理论;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主要特点是世界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向中国特色的转化,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和理论体系。进入新时代,中国与世界的方位发生了历史性的翻转,中国主动走向世界,全方位地参与世界秩序的理性建构,参与人类共同性问题的解决,作为世界经济发动机推动全球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中国的问题与世界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高度关联。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是如何将中国问题、中国视阈、中国话语与世界问题、世界视阈、世界话语有效对接,将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梦想有效联通,充分释放中国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最终实现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团结奋斗,实现“改变中国”与“改变世界”的统一。基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具有的双重向度、双重逻辑、双重使命、双重意义,它应该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实现对接和统一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

  今天,21世纪的历史序幕刚刚拉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经开启,但世界范围内的“新时代”尚处在喷薄而出的黎明之际,还是一场尚未完全展开的历史运动。作为思想中把握到的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注定还是一个未完成的事业,远没有成熟和定型,未来的发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理论整体,将经历若干发展阶段,每一阶段上都将会诞生反映其阶段性特征的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也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标志性成果。绕开中国样本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空洞的,缺乏世界向度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狭隘的。

 

  注释:

  ①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第一次明确提出“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此后,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17讲话”“7·1讲话”以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都不再使用“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是代之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并且将“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同一意义上使用。

  ②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0页。

  ③学术发展往往经历一个从“学徒”状态到自我主张的过程。参见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④门洪华:《国际机制与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80页。

  ⑥转引自《复兴之路》(上),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第308页。

  ⑦《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249页。

  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212页。

  ⑨《罗斯·特里尔:我与中国》,《文汇读书周报》2010年9月3日。

  ⑩《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86、481、504页。

  (11)[英]莱斯利·斯克莱尔:《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替代方案》,梁光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5页。

  (12)[巴西]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新自由主义的兴衰》,郝明玮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12页。

  (1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14)[法]皮埃尔·布尔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131页。

  (1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8页。

  (16)[德]于尔根·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第1页。

  (17)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21页。

  (18)[英]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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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陈曙光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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