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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2019年08月31日 20:08 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作者:于永成 贺来 字号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不仅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而哲学领域的这些成果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改革开放的现实与实践的反思和关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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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不仅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众多成就,而哲学领域的这些成果是以概念的方式对改革开放的现实与实践的反思和关照。所以,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行回顾与展望,将使我们对改革开放的理解更加深刻,对未来的道路更加坚定与自信。从研究主题的转换、研究方法的更新与研究内容的深化等方面来看,国内40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大致可概括为如下三个阶段:一、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认识论、价值论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在突破教科书体系的束缚的基础上,开展了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形成了对辩证法的多样化理解等;二、20世纪90年代后在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呼声中,学界则聚焦到以历史观、社会发展哲学、经济哲学与政治哲学等为代表的“部门哲学”中来;三、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时代的同步性与文本的回归构成了两个重要维度,现代性、当代性与文本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 

  关键词:改革开放/马克思主义哲学/回顾/创新/展望

  作者简介:于永成,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讲师,哲学博士。太原 030006;贺来,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暨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春 130012

  

  1978年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历史性转折意义的一年,在这一年中,围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重要论题展开了广泛、激烈的讨论,并由此开启了改革开放的重要序幕。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反观这一讨论,它实质上是突显了哲学作为思想中把握的时代,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对人的思想解放与时代的引领作用。这场解放首先是哲学面向现实,推动人们在思想上的解放,其次是哲学通过面向自身而展开的自我批判与自我解放。在改革开放的40年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一直是我们党与国家进行建设和发展的主要指导思想,同时它也在与中国现实发展的密切联系中不断丰富与发展着自身,具有鲜明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因此,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成果,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与总结,将会推动我们对改革开放的深入理解,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一、对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40周年成果的回顾

  (一)关于认识论、价值论与主体性问题的讨论

  1.实践基础上的认识论研究

  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构成了改革开放的思想起始点,而这一讨论从理论上讲,是属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范围,即如何使人的认识得到有效的检验并进而正确地引导人实践。随着讨论的深入,实践检验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与机制问题、主体与客体的关系问题、实践与认识发生的关系问题等就逐渐显露在人们的理论视野之中,认识论就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主题,建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就成为当时学界的重要任务与使命。在学者们的努力之下,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一大批代表性著作,如:张恩慈的《人类认识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陈中立的《真理过程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夏甄陶的《认识论引论》(人民出版社,1986),欧阳康的《社会认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冯国瑞的《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等。在上述著作中,学者们对人类认识运动的发生、发展与内在机制,真理的过程性与整体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方法论意义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在这些对认识论的研究中明显凸显了实践的重要性,诠释了实践在认识的发生、发展,以及认识真理性的检验等方面的关键性作用,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基础。由舒炜光、彭湘庆、张俊心等众人合著的《科学认识论》(五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0),从科学认识的发生、形成、发展与价值等不同角度展开了系统深入的探讨,代表了认识论研究的较高水平。

  2.价值渗透认识与关于价值的基本理解

  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进行研究的时候,学者们注意到一个重要问题,即人对世界的认识并非是在纯客观的意义上展开的,也不会把所有的对象都纳入认识的范围之中来,认识活动中渗透着价值因素。因此,有学者指出价值关系也是主客体关系中的重要维度。随着认识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就自然转向了对价值论的研究。关于价值论的研究起始于80年代初,但真正产生影响则是在80年代中后期,相继出版了一批学术成果,奠定了价值论研究的地位。进入90年代之后,国内马哲界对价值论的研究持续升温,价值论的研究更显成熟,佳作不断。纵观80年代到90年代价值论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价值的本质,如何理解价值。大部分学者都承认价值从本质上看是物对人的一种属性,人是价值的主体,离开了人就没有了价值。有些学者还从价值论与认识论、本体论的相互区别与联系中界定价值论的论域与地位。代表性的著作有:李连科的《世界的意义——价值论》(人民出版社,1985)、李德顺的《价值论——一种主体性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王玉樑的《价值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袁贵仁的《价值学引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等;二、价值与真理的关系。有学者指出价值与真理的关系,二者本质上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即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往往基于价值的引导与选择,而价值观念的形成与实现往往需要真理的支撑。相关的著作有:汪信砚的《科学价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温纯如的《认知、逻辑与价值》(《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等;三、价值评价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者强调价值评价是价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侧重从个体评价与社会评价的区别与联系,价值评价的标准与尺度如何形成等角度来分析价值评价。相关的著作有:马俊峰的《评价活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冯平的《评价论》(东方出版社,1997)、张理海的《社会评价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等。

  3.关于主体性问题的重思

  1978年之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限制了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进而使得整个社会发展缺少活力。在改革开放之初,要恢复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活力,使社会与国家得到快速发展,就需要思考如何重新确立与恢复人的主体性。因此,对主体性问题的重新思考就是时代的需要。关于主体性问题的思想研究,起始于80年代中后期,历经90年代的发展,一直持续到现在,期间还和人道主义与异化的讨论存在交集。从研究的方向与成果上来看,对主体性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归纳为几类:首先,有学者强调马克思充分肯定了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体现在自由自觉的活动中,但马克思所理解的主体不是指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相互肯定的交往关系之中。相关的研究著作有:欧阳谦的《人的主体性与人的解放》(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高清海的《哲学与主体自我意识》(吉林大学出版社,1988),任平的《交往实践与主体际》(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郭湛的《主体性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等;其次,有学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视野中主体性,认为马克思的主体概念不是非历史的抽象主体,而是随着现实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处于历史的发展之中,各种经济、政治与道德的社会关系就成为规定与理解人的主体性的因素。相关著作有:吴晓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张一兵的《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等。其三,有学者从后形而上学的视域来理解马克思的主体性。研究者指出马克思反对从形而上学的抽象思维来理解与规定人,而主张从现实的生活与实践来考察主体,强调了主体的历史生成性与开放性,从而克服了西方自笛卡尔以来的先验与抽象主体哲学困境,推动了主体的解放。相关著作有:王南湜、谢永康的《后主体性哲学的视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刘金萍的《主体形而上学批判与马克思的主体性思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贺来的《“主体性”的当代哲学视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等。

  (二)教科书体系改革、实践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研究

  1.教科书体系的局限与哲学的自我变革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学者在反观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发现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受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主要局限于“原理”的水平,对于“原理”我们主要是当做可以随时拿过来用的现成“结论”,而没有去思考这些结论是如何得出的?“原理体系”的这种机械性与僵化性,极大地限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发展的活力。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有些学者迫切地感受到时代的发展需要哲学的引领,而哲学的发展则需要进行自我变革,需要打破教科书体系的束缚,重塑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理解。我国最初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是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编写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61)①。在此基础上,后来根据需要国内又编辑并出版了一批新的哲学教材。这些教材虽然在具体内容上有着诸多差异,但是从理论框架上看,无疑还没有从根本上脱离教科书体系的影响。改革开放之后,在教科书体系改革的呼声中,吉林大学的高清海教授实现了教科书体系改革的突破性进展。高清海以实践的思维方式为基础,以主客体关系为框架,打破了原有的“两个主义”、“四大块”的局限,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人民出版社,上册,1985年;下册,1987年),实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有机统一,突显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内涵与理论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教科书模式的影响,代表了当时国内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最高水准。这一教材没有得到普及,所以影响有限。后来,在“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推动下,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理解有了很大的改变,90年代之后教科书体系的改革因此有了新的发展,代表性的成果有:肖前等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上、下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陈晏清、王南湜、李淑梅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版;2004年第5版)。这些教材在理论框架的安排上并不一致,但共同点在于都把实践观点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观点,对教科书体系均有实质性的突破,从而真正打开了教科书体系改革的新局面。

  2.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大讨论

  改革开放以前,受教科书体系的影响,人们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是基本一致的,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唯物辩证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有机结合。但是这两大方面如何实现各自结合,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如何统一?这些问题成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关键性问题,但在教科书体系时代并没有真正解答这些问题。国内有些学者就此展开深入研究,提出统一两者的真正基础是马克思的实践概念。由此,实践被提升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关键性概念,有学者也进而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概括为“实践唯物主义”。对实践唯物主义的探讨可以追溯至80年代初,但对此主题的讨论真正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则是在80年代末,讨论本身延续至90年代中后期,前后有众多学者参与到这场讨论之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通过这场蔚为壮观的讨论,学者们论证了实践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核心作用,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但在如何具体理解“实践唯物主义”这一问题上,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形成了不同的看法,大致可以将其概括为两种主要观点:(1)主张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观点的,可称为“实践唯物主义”派。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又形成了不同的意见,如有的学者在此基础上主张把实践本体论化②,而有的学者则明确反对这种做法③。有的学者则在承认“实践唯物主义”的前提下,界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范围,即它主要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无限的宇宙④。(2)反对“实践唯物主义”的观点,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观点是物质的观点,可称为“物质本体论”派。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宇宙整体的世界观,物质的观点更根本,实践只是理解作为人类世界而非整个宇宙的一个重要环节,因此用“实践唯物主义”概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偏概全,是错误的⑤。讨论虽然存在分歧,但这场讨论无疑打破了教科书体系一统天下的局面,进而推进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质的理解。

  3.关于辩证法的多样化理解

  关于辩证法的讨论我们可以追溯到70年代中后期,国内学界曾掀起一股辩证法讨论的热潮,但那时对辩证法的理解主要还是局限于教科书体系。80年代之后,伴随教科书体系的改革,辩证法研究有了进一步发展。教科书体系中将辩证法仅仅归结为“三大规律”与“五大范畴”,窒息了辩证法研究的活力,因此有学者提出要重新理解辩证法。在重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的过程中,学者们主要就以下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首先,马克思辩证法的来源与特质。学界普遍认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实现了对黑格尔唯心辩证法的批判与超越,但马克思实现这一超越的基础是什么,有学者指出马克思是通过实践这个基础确立了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否定性的统一关系⑥。其次,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与表述问题。马克思本人多次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进行过批判,但是没有正面表述过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形态,所以学者们就马克思辩证法的合理形态与表述问题展开了探讨⑦。其三,辩证法与逻辑学的关系。有学者通过研究指出,辩证法从根本上来讲是展现事物自身发展逻辑的学问,因此它同时是逻辑学,但从思维方式上看属于思辨逻辑的范畴。思辨逻辑强调突破知性逻辑的既定规定性,探讨概念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因此与知性逻辑相对立⑧。其四,辩证法与认识论、本体论的关系问题。有学者强调辩证法作为表达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它不是人为设定的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本体论作为对世界内在本质与规律的认识是与辩证法统一的,而认识本身按其真理性的要求则是要认识事物自身发展的逻辑,所以辩证法同时也就是认识事物的合理方法⑨。其五,辩证法的批判性。有学者指出辩证法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具有批判的本性,这种批判本性突显在哲学与常识、经验与科学的比较之中,它总是要求人们突破对事物的既定认识及其思维前提,从而推动人走向更高的认识⑩。近些年来,随着生存论、存在论、实践哲学与后形而上学的出现与发展,有学者通过立足这些新视域,阐释了对辩证法的新理解,使辩证法研究获得了新的活力,推动了辩证法研究的新发展(11)。

  (三)部门哲学的兴起与发展

  90年代之后,由于国内外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适应现实的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自觉实现了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的转换(12),以现实的问题为导向,寻求马克思哲学发展的新的增长点。在问题意识引导下,针对特定问题的专题性的研究被提到了人们的关注点上来。而随着有些问题的专题性研究的深入与系统化,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因此,有学者用“部门哲学”进行概括(13)。其中,历史观、社会发展哲学、文化哲学与人学理论是上世纪90年代哲学界集中研究的几大重点领域,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社会环境与生态问题、经济问题、社会公平问题与道德问题的不断突显,生态哲学、经济哲学、政治哲学与道德哲学则成为人们进一步的关注领域,部门哲学得到迅速发展。由于文章篇幅所限,笔者只选择几个领域做简要评述。

  1.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释与辩护

  历史观的研究与中国的时代境遇有关,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面临的新问题与发展的阶段性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反思与定位。围绕这一重要主题,学术界自80年代中后期开始从历史观的角度展开了深入的讨论,讨论的基本主题有: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人的自觉活动的关系、历史决定论与历史选择论的关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与断裂性、马克思的历史发展“三阶段”理论等,这些重要问题都被推向了人们关注的视野。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对国外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引入,近些年来国内学术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讨论学界再次呈现出热潮,在这场持续的讨论中,我们大概可以区分出三个主要的议题:(1)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不是“经济决定论”的讨论。多数学者认为马克思虽然强调生产力对整个社会的根本性推动作用,但生产力的这种决定性作用只能在与其它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因此它是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的决定作用,用“经济决定论”概括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准确。相关研究著作有:陈晏清的《辩证的历史决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张文喜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总体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王晓升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重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2)根据西方学界强调哲学研究的“价值性维度”与“事实性维度”的区分,对历史唯物主义是作为哲学还是科学这一重要主题进行的争论。对此,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观点,虽然争论中存在分歧,但深化了对历史唯物主义性质的认识。代表性的论文有:俞吾金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哲学而不是实证科学》(《学术月刊》2009(10))、段忠桥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还是“真正的实证科学”》(《学术月刊》2010(2))、王晓升的《哲学或实证科学——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讨论之后的冷思考》(《哲学动态》2011(6))等。(3)针对分析马克思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界定不清的批评,学者们立足不同的角度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概念进行梳理与厘定,对马克思进行辩护。相关的研究成果有:段忠桥的《重释历史唯物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郗戈的《从哲学革命到资本主义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范畴的当代阐释》(世界图书出版集团,2012),王峰明的《历史唯物主义—— 一种微观透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等。

  2.社会转型与发展视野中的社会发展哲学

  时代的社会发展需要哲学的反思,由此推动了社会发展哲学的研究。关于发展问题的研究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进入90年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则受到了人们的持续关注与研究。在对发展问题的研究中有学者首先是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对一般发展理论的探讨,关注的问题主要包括发展的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发展的曲折性与代价、发展的当下性与开放性等,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主张一方面要辨证地看待,另一方面要注意把握发展的过程性与整体性,在尊重社会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激发人们的能动性。相关的代表性著作有:高清海等的《社会发展哲学——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思考》(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庞元正等的《发展理论论纲》(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刘森林的《发展哲学引论》(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邱耕田的《发展哲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等。其次,有学者对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与当下中国市场经济的建设相结合进行的探讨,核心主张是立足社会转型的角度来看待与分析当下中国社会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如: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效率与公平问题、个人权利与公共伦理责任问题、契约精神的缺失等,进而推动了以社会自身为研究对象的社会哲学的产生。代表性的成果有:王锐生等的《社会哲学导论》(人民出版社,1994)、陈晏清主编《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论》(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王南湜著《从领域合一到领域分离》(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李淑梅著《社会转型与人的现代重塑》(山西教育出版社,1998)等。

  3.经济哲学与《资本论》的再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侧重于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重视程度不够,改革开放初期为了探索市场经济的建设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呈现过一次热潮,但随后走向了沉寂。而近些年来随着对马克思后期文本的研究的重视,以及现实经济问题的推动,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就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纵观国内近些年来的研究成果,学者们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首先,有学者通过研究强调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在推动唯物史观的产生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马克思从抽象的人本主义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其内在动因是基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但学界之前对唯物史观的研究中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点(14)。其次,有学者指出通过政治经济学研究,才使得马克思创立的唯物史观思想得以具体运用、检验,进而得到丰富和发展,特别是使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解更加深入,揭示了剥削的秘密之所在与其内在矛盾性(15)。再次,有学者就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批判展开论证,即强调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的研究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同,他对政治经济学进行研究的目的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哲学批判。因此,用“政治经济学批判”定义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更为合理(16)。正是基于以上原因,学者们普遍强调不研读《资本论》就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除此以外,还有学者从辩证法的角度展开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研究者指出马克思虽然没有专门论述辩证法的著作,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根本性的方法体现在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之中,通过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我们可以更好的把握马克思的辩证法思想(17)。

  4.彰显正义追求的政治哲学

  当代西方学界随着罗尔斯《正义论》的出版,政治哲学再度成为显学。国外政治哲学的复兴与其研究主题的转移影响到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另外,从国内来看政治哲学的兴起也与我国社会的发展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为了推动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我国的经济活力被充分激发,社会经济水平不断提升。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原则的局限性也逐渐暴露出来,社会在经济发展上出现贫富分化悬殊、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进而限制了社会整体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与发展成果的共享。因此,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就成为当代中国民众的共同呼声。因此,在上述原因的推动下,政治哲学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新领域,平等、正义成为政治哲学的基本主题。从研究思路与成果上来看,国内相关研究大致从以下几个方向展开:(1)有学者从思想史的角度展开对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研究,突出马克思对西方近代不同政治思想传统的继承、批判与超越。相关的著作有:杨晓东的《马克思与欧洲近代政治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张盾、田冠浩的《黑格尔与马克思政治哲学六论》(学习出版社,2014),李佃来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人民出版社,2016)等;(2)有的学者则通过将马克思放在西方当代政治哲学的语境之中,通过展开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对话,突显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性。相关的研究著作有:林进平的《马克思的“正义”解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李福岩:《马克思政治哲学与后现代政治哲学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白刚、张荣燕的《“超越政治”还是“回归政治”:马克思与阿伦特政治哲学比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等。(3)还有学者则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通过对重要哲学范畴与价值观念的政治哲学解读,以及通过对文本的梳理来建构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相关研究著作有:张文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哲学向度》(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臧峰宇的《马克思政治哲学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李淑梅的《政治哲学的批判与重建:马克思早期著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等。

  (四)现代性、当代性与文本学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从90年代末至进入21世纪,除了部门哲学在发展外,还有另外一些重要研究主题也值得关注:首先,有些学者从现代性与当代性这两大重要视角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价值进行诠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蕴含的时代同步性与重大的现实关怀。其次,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性进行解读的同时,回归文本重新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也构成了一个重要的研究趋势。由此,在现实与文本之间,马克思主义哲学显现着它的内在张力与活力。

  1.现代化的中国之路及其特色

  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现代性与现代化是一个趋近于完成的状态,所以西方发达国家出现了诸多对现代性进行反思与批判的理论,更为甚者出现了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思潮。对中国而言,这一问题则呈现为很大的特殊性,由此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不同于西方。这种特殊性首先体现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不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处于过程之中,还远未完成。因此,有学者明确肯定我们目前的目标还是实现现代化,亟需解决的是如何达到现代化完成。在这个过程中,我国当下社会所面临很多问题是由于现代化程度不足造成的(18)。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道德观念就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对此,有学者指出传统文化主要是基于农业文明产生的,与现代化之间有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对传统的文化态度是断裂大于继承(19)。而有的学者则认为,传统文化虽然产生自农业文明,但不能否定其自身包含的积极建设性因素,而且正是因为它与西方现代文化的异质性,所以才有可能存在克服西方现代化缺陷的因素(20)。其次,这种特殊性体现在,中国目前虽然处于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但是西方对现代性反思中发现的矛盾与后现代主义所批判的问题有些在中国已经出现。因此,有学者指出中国在现代性与现代化建设上面临的重要问题就是一方面要大力发展现代化,借鉴西方有利的经验,克服因现代化程度不够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追赶西方。但另一方面我们又要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对西方的现代化经验保持谨慎的态度,尽力避免西方现代化的弊端与弯路(21)。中国在面临现代化历程中的复杂性,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于西方,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经验与模式,我们需要立足于我们的国情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

  在对现代性与现代化的反思中,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做出了诸多的贡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自80年代被引入我国之后,在稳步推进中发展,并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重视,有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从理论上不断对西方的现代化进程进行反思与批判,因此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2.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性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当代世界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变化:苏东剧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与危机;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特点,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得阶级矛盾大为弱化等等。随着这些新的时代问题的出现,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是我们时代的真理,那么我们必须对这些时代问题进行积极的回应,这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重要主题。虽然多数学者都充分肯定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但在如何理解这种“当代性”的内涵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给出了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是立足现代哲学的转向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意义和当代价值,这种转向体现为批判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义与本质主义,从而走向一种以人的多元的现实生活与实践,以及突显人的自主性与创造性为旨归的新的哲学思维方式。在这种现代哲学的转向中,许多学者认为马克思是现代哲学的同路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与回应着这种转向(22)。另外一种看法认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在于时代的当代性,即马克思所关注或批判的时代与社会依然延续与影响着我们所生活的当今社会。因此,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解从根本上依然适用于我们的时代(23)。最后,也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基本立场与基本方法的角度来诠释其当代性。研究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具体观点上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过时,但它所具有的根本批判精神、强烈的人文关怀、关注社会底层的正义立场与唯物辩证法等是任何一时代都不会过时的精神、立场与方法(24)。

  3.返“本”开新与马克思思想的“原像”

  近些年来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中呈现出从注重中早期文本的研究,转向马克思后期文本的研究的重要趋势,这一转换弥补了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对后期文本重视程度不够的局限,有些学者还在此基础上结合前后期文本中马克思思想的联系与变化对马克思做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由此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文本的研究中除了将马克思后期文本纳入研究的视野之中外,近些年来随着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新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因此还存在对文本研究的第二种研究思路,即在新的历史考证版基础上对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思想进行文本学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种研究是比较新版与旧版之间的差异,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一些思想进行新的阐释,特别是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合写的部分,进行必要的区分,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第二种也是影响比较大的研究是力图通过文本的重新解读还原真正的马克思思想“原像”。这方面的研究者指出文本自身是静止的存在,文本自身的写作顺序与思想逻辑往往是隐性的存在于文本之中,但对我们理解文本的思想又非常重要。因此,有些学者力图在MEGA2的基础上,通过对文本写作背景与文本内容的内在关联性的考察,力图重现文本自身的逻辑。南京大学的张一兵教授无疑是立足文本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进行解读的先行者,他的这一研究路径影响到了国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5)。近些年来又有其他学者,如:清华大学的郝立新教授与北京大学的王东教授、聂锦芳教授等,延续了这一思路,进一步提出了通过文本的回顾与解读,抛开既定的前见与偏颇,重现马克思的真实思想的口号。他们在MEGA2基础上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对于推动国内的文本研究工作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代表性的著作有: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等。

  二、对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展望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改革开放之初,教科书体系的改革曾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但如前所述,这场讨论历时很长,也产生了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性的对原理的认识,也没有形成一个成熟性的原理体系。究其原因,有学者将其原因归结为:“理论资源”储备不足,“理论困境”捕捉不准,“理论思路”深度不够的问题(26),但是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建设经验的积累与哲学探索,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应该有理由、有信心为推动中国特色语境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做出应有的贡献。笔者认为这种理由与信心主要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1)在研究人员与队伍方面,我们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者与团队。从队伍自身素质的发展来看,学术视野越来越开阔,学术创新意识越来越强,学术规范性越来越自强,这为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人才上的保障;(2)针对理论资源不足的问题,国内学界经过多年的积累,一方面对马克思的文本展开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无论是对文本的个案性研究还是整体性的研究,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另一方面,国内学术界在进行研究时已经开拓了自身的理论视野,不仅仅局限于文本的研究,而且通过部门哲学的发展与学科交叉,以及与当代西方哲学比较、对话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理论视野大为开拓,从而为我们的理论创新储备了丰富的理论资源;(3)针对理论困境捕捉不准的问题,我们可以说通过40年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原来的体系改革基础上通过问题意识的转向与部门哲学的发展,使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具体,为我们把捉理论创新的困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4)针对理论思路深度不够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可能存在于两个方面:一个学术研究的深度需要积累与积淀。在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刚刚突破教科书体系的束缚,思考的深度不可能一下就提升上来。但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经历了长时间的学术积累与思想积累,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深度已经在不断提升。另一方面,理论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这种反思的深度既与思维本身的特质有关,也与现实社会历史自身的发展有关。只有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其本质性的层面才能得到充分的展现,我们对其进行的理论把握才更加深刻。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还处于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社会的本质性层面还未得到充分展现,那么以此为基础展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自然不可能深刻。而在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市场经济发展更加成熟,社会自身的本质性方面也得到了更加充分的显现,这就为我们更加充分与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基础。因此,综合上述几种因素,笔者认为推动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将是未来马克思哲学研究的重要使命与方向,我们也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二)中、西、马的深层次对话与汇通

  近些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充分表明,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我们不能仅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框架内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必须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深层对话与汇通,这将是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与创新的重要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来看,马克思是在充分吸收西方近2000多年以来,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发展的诸多成果基础上得以产生的,而且即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之后,马克思本人还一直关注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与思想家的成果,对其进行批判与借鉴。回顾与总结过去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面向未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未来的创新与发展,必然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的内在对话与汇通。这种汇通的可能性在于我们当下所生活的时代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理解与把握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都是通过哲学的思考关注着我们的时代,只是在基本的哲学范式与立场上二者有着重要的区别,但是从关注的问题上来看,如:关注当下社会的问题与发展,推动对人自身的哲学理解等,则是二者的共同主题。因此,从关注时代的同一性与关注问题的统一性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西方哲学之间存在对话与汇通的可能性。这种对话与汇通的必要性则在于,我们只有在不断的比较与借鉴中,才能不断发现与突破自身思维框架的局限性,通过不断的吸收其他哲学流派思想的优秀成果,才能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丰富与发展。与此同时,我们在中国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要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理解,我们就必须注重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内在对话与汇通。借用解释学的话来讲,中国哲学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与基础,我们只有对此有更深入的认识我们才能够更好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文化传承与积淀,中国哲学则是以哲学的思维范式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提升,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性组成部分,反映着中华民族思维上的基本特质与价值观念上的基本取向。所以,在中国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必然要展开与中国哲学的内在对话与汇通。当然,近些年来国内有些学者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内在对话和汇通已经有了自觉的意识,而且做了相关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果(27),但是由于这仅限于部分学者的努力,学界整体缺少这样一种自觉意识,所以相关的研究还不够深入,也缺乏系统性。因此,今后还需要在推动学界普遍自觉意识的基础上,展开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深层与系统的对话、汇通,由此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与创新。

  (三)对平等、正义、和谐等重要人类福祉的关注与推进

  从目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看,对平等、正义与和谐等重要人类福祉的关注是重要的研究主题,而展望未来,这将继续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主题。本文得出这一论断的根据在于,由于我们国家当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按劳分配是基本的分配原则,如前文所述,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激发人们的积极性与社会的活力,我们国家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指导原则与口号。但在改革开放40年的今天这一原则的局限性不断暴露,制约着社会整体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共享,由此影响着全国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与中华民族内在的团结。从目前来看,平等、正义的问题仅仅是刚刚得到凸显,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但是由于我国当下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不充分性,所以对这一问题的真正解决却是任重而道远。从观念与制度建构的角度来讲,如何在社会主义的制度框架内建构适合中国国情的平等、正义观念及分配制度则是学界仍需不断努力的重要方向。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的经济不断发展与国际局势的多变,社会的和谐稳定显得非常关键,对和谐社会的追求与对平等、正义的追求同样显得重要。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我们党主动提出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作为党与国家努力的重要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则将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解进一步拓展与深化,一方面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谐推进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另一方面将和谐社会的建设与全球化的背景相结合,提出了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社会秩序和谐发展的重要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对和谐思想的重视与推进,反映了在当下中国与世界和谐作为一种价值观念的重要性。因此,和谐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将会是学界长期关注的主题,进而也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增长点。

 

    注释

  ①杨学功:《学术回顾与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之一》,天津:《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第38页。

  ②王于:《“实践本体论”答问》,北京:《哲学动态》,1988年第12期。

  ③徐崇温:《实践唯物主义不是唯实践主义》,北京:《哲学动态》,1989年第10期。

  ④崔之元、陈泽环、郑继兵:《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哈尔滨:《学习与探索》,1982年第6期。

  ⑤邓兆明:《用“实践本体论”来取代“物质本体论”的几点质疑》,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

  ⑥孟宪忠:《论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来源和使命》,济南:《山东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

  ⑦夏甄陶、欧阳康:《实践的唯物主义和“合理形态”的辩证法》,北京:《哲学动态》,1989年第6期。

  ⑧孙利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

  ⑨孙显元:《辩证法也就是本体论》,合肥:《江淮论坛》,1983年第5期;孙正聿、孟宪忠:《列宁关于辩证法就是认识论的基本思想及其现实意义》,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

  ⑩孙正聿:《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

  (11)贺来的《辩证法的生存论基础:马克思辩证法的当代阐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及《辩证法与实践理性:辩证法的“后形而上学”视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12)孙正聿:《从“体系意识”到“问题意识”——九十年代中国哲学的主流》,长春:《长白学刊》,1994年第1期。

  (13)孙正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报》,2008年第5期,第9页。

  (14)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15)王峰明:《历史唯物主义:一种微观透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6)张雄:《政治经济学批判:追求经济的“政治和哲学”实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5年第1期。

  (17)白刚:《瓦解资本的逻辑: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本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18)姜义华:《现代性:中国重撰》,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9)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20)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

  (21)丰子义:《现代化进程的矛盾与探求》,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22)王南湜:《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性的三重意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3)俞吾金:《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上海:《文汇报》,2000年8月2日。

  (24)李本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及其当代性》,郑州:《学习论坛》,2009年第6期。

  (25)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26)孙正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长春:《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年第5期,第8~9页。

  (27)方克立:《“马魂、中体、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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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于永成 贺来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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