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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
2019年08月31日 19:54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 作者:王中汝 字号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创新;运用;恩格斯;马克思

内容摘要: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永葆生机活力、永具思想价值的关键。创造性运用,是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前提。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创新;运用;恩格斯;马克思

作者简介:

  摘  要: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永葆生机活力、永具思想价值的关键。创造性运用,是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前提。创新性发展,是创造性运用的积极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 内在要求。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理论前提。人民群众永不停滞的物质生产实践,影响世界格局与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与历史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 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基础。既具有民族特点又反映了时代特征的实现形式,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理论结晶。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 创新性发展

  作者简介:王中汝(1973-),男,河南镇平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具有永恒的思想价值,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穷尽真理,而是不断为寻求真理和发展真理开辟道路。”[1]这就要求,我们要根据新的社会实践,在解决新的时代问题的历史进程中,发现新的社会发展规律,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关键是创造性运用,内在机制是理论前提、实践基础与实现形式之间的有机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在不断的创造性运用中,在与时俱进的理论形态的更新中,展现自己的道义魅力与真理品质。

  一、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基本概念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这个说法,来源于彭真。他在1985年的一篇讲话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质,学习它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简单背诵它的词句或解决某些具体问题的结论。………我们有些人却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基本原理,与当时提出的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混淆了。于是,或者忽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想用马克思当时讲的具体办法,来解决我们当前所有的实际问题;或者因为那些具体办法不适用于今天,就怀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性和指导作用,忽视对它的学习。”[2]彭真的这段话,对于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创造性运用,首先是正面的运用或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产生于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并以资本与暴力征服全球的世界历史转折时期。同样,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也总是发生在一个国家乃至世界历史发生质的转变的历史时期。越是大转折,带来问题和面临的挑战越大,越需要得到科学回答,越需要给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也正是这个时候,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学说的理论魅力和真理力量,才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使用创新性发展来论述中华文化或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发展问题,如“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3],“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4]。此外,总书记还提出,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必须以“四个坚持”为基本遵循,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创新性发展”这个概念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首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不需要发展?或者说存在不存在发展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他们的理论、学说和思想观点,也有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从不完备到完备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最大限度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和时代性等特征。其中,它的开放性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6]也就是说,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需要不断发展的。相应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需要在新的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我们正是这么认识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首先必须坚持,同时,又必须在实践中努力发展。不坚持就谈不上发展,而如果只强调坚持不讲发展,实际上也就做不到真正的坚持。坚持和发展归根到底统一于实践。”[7]

  其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需要丰富和发展,究竟要丰富什么?发展哪些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是人民的立场,劳动者的立场。在这个方面,不存在发展的问题,而是坚守的问题。当然,作为物质生产的承担者与推进历史发展的根本力量,人民是一个政治范畴,在不同条件、不同环境当中,所指涉的对象亦会有所区别。这属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运用问题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主要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揭示了物质世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运行的规律,是永恒真理。马克思恩格斯以来,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人类的认识得到极大的深化。新的方法论上的成果,比如系统论、博弈论等,要不要补充到唯物辩证法等中去?需要。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也是需要丰富和发展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事物发展变化的观点。自马克思恩格斯那个时代以来,尽管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还占据统治地位,但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还是整个世界格局,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世时还不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追求自身发展的强烈愿望和主观努力,以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在世界上的跌宕起伏,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都为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丰富提供了充分的材料。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会随之基本观点的修正与丰富,变得更加准确、更深刻。用乔石的话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发展,意味着“根据实践经验正确地总结和概括出来的新结论”,“为基本原理加进了新的内容”[8]。

  再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性发展,对于中国人来说,是否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以及贯穿于其中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19世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的经验材料的基础之上的,是对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事业的进展等经验的总结和提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是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来的。历史的演进,特别是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革命性变迁,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大量的鲜活的经验材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革命、建设与现代化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还包括其他丰富的内容,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规律等,还需要得到其他不同类型的经验材料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两者关系密切。创造性运用,是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前提。没有创造性运用,将其作为教条供奉起来,非但没有任何发展,反而有害。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指导实践,如果忽视了它的实践指南意义,忽视了它只是揭示事物发展基本趋势的作用,或者缩手缩脚,不敢在实践中探索新办法、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或者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去剪裁现实而非指导实践,这样的做法绝不能称之为创造性运用,也绝对不会产生创新性发展的结果。另外,创造性运用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性发展上来,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增添新的内容。

 

  二、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理论前提

  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核心在创造与创新。没有创造性运用,解决不了时代提出的大问题,发挥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方法论功能。忽视或看不见实践的新发展,不去及时归纳、提炼实践中产生的新经验,难以及时推进理论创新。然而,无论是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是,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理解上出现了偏差,或者说理解错误,不但谈不上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而且会损害马克思主义,最终导致实践和理论的双重失误。

  马克思主义,首创于19世纪欧洲经济社会的土壤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对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经验的总结,对欧洲国家无产阶级解放及其历史趋势的客观揭示。对于他们的理论的这些特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还是非常清楚的。马克思曾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这也是该章末尾提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趋势”论断的历史与现实依据。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因为“一般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9]。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更是强调,“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欧各国的范围内。”[10]简言之,西欧资本主义产生与运行的“历史概述”及其理论抽象,只能在具备了类似于西欧社会的条件才适用,不是“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

  恩格斯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一段话,也是很好的例子。恩格斯曾说过,在19世纪30年代以前,德国人很难理解政治经济学,因为“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因此它以发达的资产阶级关系为前提”[11],德国社会不具备这个前提。马克思创立的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是揭露资本主义运行、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取代的科学理论。这一套科学理论,很难适用于没有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地方。恩格斯的结论是,“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创造”,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要使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的批判做到全面,只知道资本主义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形式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的或者在不太发达的国家内和这些形式同时并存的那些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和比较,至少是概括地加以研究和比较。到目前为止,总的说来,只有马克思进行过这种研究和比较”[12]。所谓的“广义的政治经济学”,是适用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各种形态、揭示人类生产实践一般规律政治经济学。这是一项庞大的、非个人努力可以完成的工程。马克思开始了这种研究,但并没有持续、系统地进行下去,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理论。拿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去分析非资本主义社会,或者像恩格斯所说,“把火地岛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置于同一规律之下”,“不能揭示出任何东西”[13]。

  无论是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对俄国“批评家”的回应,还是恩格斯注意到处在封建制度下的德国人不理解政治经济学,都是揭示了一个现实:缺乏中世纪末期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统滋养、经济社会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人,尤其是面临紧迫的任务、理论准备又很不足的条件下,很难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更别说是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了。现在我们知道,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命题与最高价值追求。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则是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尤其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围绕着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在资本主义社会首先是无产阶级的彻底解放)及其物质前提的创造展开的。我们以生产力为例,来看看这个问题。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物质财富的不断创造,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是马克思主义所重点关注的。遗憾的是,在生产力问题上,1978年之前我们的认识不够全面、不够完整,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果断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领导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的理论前提,是邓小平对生产力在马克思主义中地位的重新认识。

  邓小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14]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决定着解放程度的,从根本上说却是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15]。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同时也决定着社会形态的更替:“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16]所谓“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存在的物质条件”,更多地依然是生产力条件。毛泽东在1962年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1978年以前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局限:“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我注意得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将逐步地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17]幸运的是,从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始,我们党把这个局限有效地克服了。

  三、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基础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恩格斯区别了作为革命家与作为科学家的马克思的不同贡献。“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作为科学家,马克思“一生中”的“两个发现”,即“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为无产阶级革命乃至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提供了坚实的科学论证[18]。作为社会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基本原理的生命力,深深地植根于人类解放的革命和建设实践。实践的进展,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设置了界限。重大的时代课题,影响世界格局与全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事件与历史进程,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现实舞台,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新性发展的实践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变化,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战争与革命,取代了资本主义发展早中期的自由竞争,成为时代主题。这个主题,随着世界范围内三对矛盾的尖锐化而日渐鲜明: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于世界格局的影响,对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和进程的影响,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者做出科学回答,以采取更适当的战略策略,推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向前发展。列宁主义,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根据新的形势,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揭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在规律,揭示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实现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内在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专政及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内在规律,并初步探索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在规律,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的有机结合,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新性发展,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问题上,列宁是共产党人的典范。十月革命的成功,从根本上颠覆了既有的、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如果照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当时的俄国是不应该发动革命的,革命也不会成功的,因为不具备生产力条件。事实上,这也是第二国际的理论家批评十月革命的主要理由。列宁是怎么看的呢?他指出,“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论点”,但是,“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再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换言之,生产力的确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必需前提,但为什么不能先进行革命,然后再新政权的保护下发展生产力呢?列宁的结论是:依照“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性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俄国能够表现出而且势必表现出某些特殊性,这些特殊性当然符合世界发展的总的路线”[19]。这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通过和平赎买私人资本顺利推进社会主义革命,无不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产物。中国近代以来所面临的问题,与产生马克思主义的欧洲社会不同。马克思主义要求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把工人阶级从资本的束缚下解放出来,进而实现所有人的彻底解放与全面自由发展。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不是单独实现一个阶级的解放而是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解放,不是消灭资本关系而是消灭封建关系与殖民关系,最终实现现代化。对此,中国共产党总体上是清楚的。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社会性质上看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从客观要求上看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从领导力量上看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通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从长远前途看最终要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农民阶级,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这样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都没有经历过,也没有预见过。正是创造性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追求,即无产阶级从资本主义制度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及时转化为中国人从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才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中国革命的成功,为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对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树立了榜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辟、形成和发展,同样也是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积极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区别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在落后条件下鼎力建设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落后到什么程度?党的十三大客观准确地进行了勾勒:“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同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状况,同时存在。生产力的落后,决定了在生产关系方面,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还很低,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占相当比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不完善;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很不充分,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小生产习惯势力在社会上还有广泛影响,并且经常侵袭党的干部和国家公务员队伍。”[20]这样的现实,同样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经历、没有预见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方略,就是针对这种现实并为改变这种现实提出的。

  中国特殊的现实,为革命与改革开放的成功提供了实践基础。在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21]在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强调:“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搞好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你不抓住四个现代化,不从这个实际出发,就是脱离马克思主义,就是空谈马克思主义。”[22]他还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23]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成果。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民主法治理论、和谐社会理论等,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宝库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无论是列宁主义,还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共产党人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积极成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在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获得了创新性发展。与此同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也存在着负面的教训。

  遵义会议以前中国革命的挫折,就是鲜活的例子。中国革命,无论是条件、性质还是进程,都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前所未有过的难题”。在这个难题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一度简单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和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中国革命遭受到严重挫折。”[24]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形成、发展与崩溃,教训也非常深刻。1920年代末,由于国民经济结构不合理、农产品价格较低、生产和生活消费品供应紧张等原因,苏联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严重下降,导致国家的粮食收购出现危机。苏共政治局委员布哈林、李可夫等人认为,这主要是经济问题,需要以经济的手段去解决,包括提高农产品价格、大力发展轻工业生产等等。斯大林则认为,粮食收购危机,既有小生产条件下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不高的原因,更是富农等农村阶级敌人破坏、阶级斗争尖锐化所导致的。最后,斯大林的主张占据了上风,结束了列宁开创的新经济政策,建立起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支配一切资源的战时体制,也是列宁晚年力图改革但未彻底革除的“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升级版本。用邓小平的话说,“苏联的方式”,“实际上是把整个社会和人民的手脚都困起来了”[25]。由于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一度成为社会主义的代名词。苏联共产党,一度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的诠释权。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26]忽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忽视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历史的能动性,忽视他们的意愿、需要与喜怒哀乐,过高估计国家强制的力量,过高估计权力的作用,是导致苏联模式形成并僵化的重要原因。

  不能正确地对待现实,错误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再用错误的理解去指导实践,最终给马克思主义带来极大的灾难。为此,进入新世纪,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启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要求“帮助人们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27]。

  四、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实现形式

  在我们熟悉的话语中,“实现形式”通常被使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收入分配、社会主义民主等问题上。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同样存在着实现形式的问题。缺乏适当的形式与载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很难得到创造性运用,很难实现创新性发展,也很难在现实生活中发挥革命性作用。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是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革命性作用的一个根本原则。这个根本原则作用发挥得如何,取决于三个要素: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或普遍真理的认知,对本国、本地区的实际或具体情况的把握,“相结合”的程度与形式。其中,“相结合”的程度与形式,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的实现形式。“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国别化的过程。在中国,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作出开拓性贡献的,是毛泽东。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28]

  就其深度来说,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重要论述,堪比列宁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及其特殊性的论断,蕴涵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一般性或者说是它的基本原理,是建立在众多个别、特殊的基础之上的,是对个别与特殊的抽象与概括。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及其基本原理就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说,而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科学。马克思主义要完成其历史使命,必然要深深地涉入到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具体实践中去,并通过丰富多彩的实践得以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另一方面,从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那个世界起,人类是以民族、国家、阶级的形式存在的。马克思主义要改造的世界,要为被压迫民族、阶级所掌握,就必须以这些民族、阶级能够理解的思维、语言等出现。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或者说“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具体到中国,更准确地说,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必须针对“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必须根据“中国特点”或“中国的特性”并通过“民族形式”体现出来。

  “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包括斗争的性质、领导力量、各方的实力对比、目标任务、前途等等,在不同国家、不同发展阶段都是不同的。如果看不到这些区别,拿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往上套,那就不是创造性运用,也产生不了创新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揭示资本主义运行规律与发展趋势,主要是以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既没有民族解放也没有国家独立问题的英国为摹本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两大阶级对立的理想图谱,即“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9],两大阶级之间的斗争及在现实中的地位,也只有英国最接近。与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就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而言,恩格斯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实现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因此,“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民族压迫的事实,这一事实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30]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除了民族解放、发展的任务外,还包括民族的语言、民族的风格、民族的习惯、民族的思维等等,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国家、民族的实际相结合的产物。任何一个民族,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大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与思维方式。在中国,世界大同、天下为公、和而不同、推己及人、公平正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等价值理念,已经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灵魂深处。产生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下、受欧洲文化滋养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不和这些价值理念相结合,并找到结合的有效形式,让中国人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接受,也发挥不了普遍真理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又与绵延数千年、生生不息的中华文明现结合,与体现在每一个中国人身上的民族美德相结合,催生了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如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这三个概念,用中国人听得懂的话语,准确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在中国条件下创新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人类社会,总是不断地向前演进的。不同时代,不同发展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与历史任务。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摆脱不了这样的规律。就此而言,作为科学理论的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也必须不断创新、与时俱进,跟上并引领社会进步与时代变迁的步伐。中国共产党充分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不断变化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时代特征现结合,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主线,先后提出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兼顾民族特征与时代特征,是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两大关键要素。“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31]列宁这段话,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代特征,决定着一个社会主要问题及其解决方式。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2]和毛泽东思想一样,包括邓小平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成果,既是具有鲜明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准确诠释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创造性运用与创新性发展,在苏联和中国正反两方面实践的强烈对比中,得到了严格的证明。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33]一方面,19世纪以来称霸全球、以欧美国家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前所未有地走向衰落;另一方面,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前所未有地走上世界舞台。其中,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中国,经过近百年的艰苦奋斗,尤其是4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所有这些,为我们创造性运用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必将在世界与中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创造性运用中,获得前所未有的创新性发展,以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崭新面貌,展现自己永恒的道德魅力与思想价值。

 

   参考文献

  [1][2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696,689.

  [2] 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203-204.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G].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106.

  [4]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36.

  [5]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12-01.

  [6]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5.

  [7][8]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535,536.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29-731.

  [10][18]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70,601-602

  [1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95.

  [12][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6-157,153-154.

  [14][23][26] 邓小平文选:第3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3,191,139-140.

  [1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7.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13.

  [1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79,.

  [19] 列宁选集:第4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775-777.

  [20] 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10.

  [21] 毛泽东文集: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08.

  [22] 邓小平文选:第2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62-163.

  [25]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卷[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77,.

  [27] 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06-04.

  [28]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G].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658-659.

  [2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1.

  [3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71-473.

  [31] 列宁全集:第28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163.

  [3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89-290.

  [33] 习近平.顺应时代潮流 实现共同发展——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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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中汝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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