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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论视角的生命科学解释模式反思
2019年11月16日 08:06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9年第4期 作者:费多益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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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生命科学中的许多科学说明诉诸目的论解释,对此,主流的观点趋向于一种历史性探讨,即寻找造成功能差异的演化机制以及控制这些程序逐代变化的规律。然而,这种途径受到自然化目的论研究路径的诘问。重新考查终极因,剖析目的阐释的逻辑困惑,得到如下理解:“目的”概念是指逻辑上的优先性而非时间上的优先,它并不为存在提供必然性的原因,而是探求如何可能,强调有关可能事态的模态,并考察某一状态产生某结果的倾向是否强化了机体再生产的趋势;目的反映了“未来实现的事”对“既有事件”的约束。目的概念与因果说明之间具有不可还原的异质性,二者构成了不同视角的科学说明。目的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出生物学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其自身的科学基础,因而不能被其他已有学科的科学哲学所支配。

  关 键 词:目的/生命/科学解释/因果

  作者简介:费多益,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标题注释: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语境论的生物学哲学问题研究”(14JJD720024)阶段性成果。

  科学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种目的论,它们大多假设一个主观的能动者去解释自然现象产生的原理或根据。而科学的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在驱逐目的论解释,后者被当作“危险的种族幻象之一”,其理由是“‘目的’不是客观知识的范畴或组建原则……一种现象决不可能因为突出了符合目的性而使人理解”。①例如地心说被日心说取代——天体的运行并不缘于目的的驱使,地球围绕太阳的规律性运转只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然而,目的论解释仍普遍出现在与生命活动相关的科学领域,即用“由后续的或与未来某种特定目标有关的条件决定已发生事态”的概念来理解一个过程。②当一个解释在语言形式上参照到目标、意义或终态时,它就被视为一种目的论的解释。

  生物学中的目的论问题历来争议很多,国内一些学者曾对相关内容给予关注,他们有的为目的论解释框架提供支持,有的致力于消除缺乏目的论解释基本特征的伪解释,有的对主流观点及研究途径进行了分析。③在国际学术界,目的论在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经历短暂流行之后,便陷入日益增强的反驳声的围困中;随着讨论的持续深入和不断丰富,它遭到包括自然化目的论在内的批评,④这直接危及目的论的合法性。自然化目的论者把目的性说明当作因果说明的一个特例:结合了遗传学和古生物学的现代达尔文主义,以基因突变和自然选择来解释适应现象,于是,进化的每个阶段都被看作某些因素在一定规律下发生作用的结果,它作为一种固定秩序的表现,似乎可以还原为随机的突变和生存环境的自然选择。如此,目的论模式成为因果模式的变种或可以替换为等价的因果形式。目的论还遭遇“因果颠倒”的质疑,即用后续发生的事件来解释一个先前的现象。

  那么,为什么目的性解释具有解释力?其说明结构是否可以用因果说明来取代?本文在重新考察终极因的基础上对目的论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反驳了“冗余解释”和“因果颠倒”的诘难,认为仅将进化的历史融入起因解释的做法,无法应对自然化目的论的指责。自然选择并非一种机械式的试错过程,完整的解释需要借助目的论的观念论。目的概念与因果说明之间具有不可还原的异质性,它们构成了不同视角的科学说明。目的论自然化的主张击中了已有目的论解释的软肋,即逻辑学和语义学层面不够清晰,这也是它立足不稳的根源所在。为此本文借助推理的形式化,试图厘清关于它的解释逻辑困惑,即作为一种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目的因具有非对称性,未来某时刻的某一状态并不蕴涵过去任一时刻的状态。因果模式所解释的是现实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结果,目的论模式则允许这样一种情形,即假如解释项中提及的事件没有出现,被解释项中提及的事件依然会发生;目的反映了“未来实现的事”对“现在行为”的约束。

  围绕目的论的争论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即生物学解释在方法论上的根基如何。一门完善的科学哲学必须对生命界和非生命界都给予重视,但是,生物学的概念结构是否足以完备到成为科学哲学的一部分?鉴于目的论解释的推理结构和概念本身存在着模糊与含混之处,造成不同研究者及其理论间的诸多分歧和冲突,笔者认为,只有当它们大部分得到澄清,令人满意的生命科学哲学才能建立起来,本文力图在概念的厘清以及困境反思方面进行探讨,并由此进一步挖掘和呈现该问题对于学科自身范式确立的意义和价值。

  一、如何理解“终极因”

  在物理学中,人们通常探讨现象的直接原因,当某人说“轮胎的胎纹是为了增加胎面与路面间的摩擦力”时,其意思并非指“防止车轮打滑”是胎纹形成的原因,他试图捕捉的不是事件或某物存在的起因,而是描述胎纹所履行的功能或起到的工具作用。但生物学除了关心从分子到器官直至整个生物体的结构和运转,还要关注起源方面的问题,前者的研究方式与物理学、化学相同,后者则是一种历史性的探寻。迈尔(Ernst Walter Mayr)以鸟类迁徙为例进行了说明:为什么北美温带的鸣禽在8月25日的夜间开始南飞?可以有两方面的回答:气温与光照周期性等环境因素影响了鸣禽的生理方面,它们是鸣禽迁徙的直接起因或近因(proximate causes);冬天食物缺乏以及基因倾向则构成“终极原因”(final cause或ultimate cause)或远因,演化的历史使得鸣禽获得特定基因,从而在相应刺激下进行迁徙;作为对照,同处一地的另一种鸟(如猫头鹰)就没有这样的基因,它们也没有发生类似的迁徙活动;由此可以看出,终极因是历史性或发生学的,它注重的是造成功能差异的机制或“变化的缘由”,即现象是如何得来的。⑤

  迈尔的主张渐渐成为生物学哲学的主流观点,在他看来,进化“排除了任何形式的目的论”,因为它已“为生物界外表上的完善秩序……提供了因果关系的说明”。⑥遵循并继承基因型形式所表现的历史性程序,展现了进化过程中生命事件的高度特异性(专一性),即它们只出现一次、不能(以同一方式)再发生。这样,对于一个生命现象的完全理解,就要求叙述性、起源性的解释构成其说明的基本部分——不仅研究DNA含有的程序化信息的解码,还要关注这些信息程序的来历以及控制这些程序逐代变化的规律。具体表现是,功能并不依附于生物的内部组织,由于所涉及的历史过程不同,两个形态上不可区分的结构可以有不同的功能,例如,栖息于沼泽湿地的沼泽鸟,善于在泥泞的地方行走,它们拥有不同于一般鸟翅的沼泽翅,这个貌似能飞的装置却不具备飞翔的功能。

  那么,将历史因素融入起因解释,是否就追溯到了生命现象的终极因呢?答案并非如此。天文学、地质学、气象学中也存在演化式的说明,如银河中的白星变成红星,这一变化完全是规律性的物理过程引起的。相比之下,生物进化则是变异性的,它从高度变异的种群中选择特定个体,并在每一代中产生新的变异。问题的关键在于适应性。不过,这排除那些由于偶然或几率所产生的特征——它们可能刚好适应生物所处环境,却不属于因对环境适应而带来的结果,因而并不能视为进化意义上的适应性机制。⑦在生命等级的每一个层面,适应性都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然而,适应功能概念本身却也是有争议的:有些功能并不显而易见或具有清晰指向,有些功能则是意外的,这使得功能似乎成为运气的结果以至于被视为空泛和随意的东西。⑧典型地如,心脏具有使血液循环的功能,但心脏事实上不是血液循环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同时,假若仅仅根据生物特征的某个优点就推论其“为何存在”,当我们找到它的瑕疵,是不是也同样能够证明其“不适于存在”呢?痕迹器官曾经有某种用途,现在退化了,而且耗费生物的能量,甚至给个体的生存造成困扰,例如人体的智齿、阑尾等。还有些功能保留的器官,其结构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例如,人体肺泡只有一个进出口,声波传入内耳时能量会衰减,等等。在某种意义上,“大自然是出色的修补匠,而不是高超的发明者”,⑨也就是说,生物经演化后的特征或行为,不一定是最佳,甚至不一定是“好”的,而只是“够用就行”。

  可见,适应不是针对性状目前功能而言的。关于个体某性状的解释,部分地依赖于对如下问题的回答,即它是如何在个体祖先世系中产生的,因为它在当前得以保留的原因可能是在较久远的历史中被自然选择的原因。需要分清的是:哪些性状适应当时环境,哪些则适应目前环境。事实上,机体很多现存的特征不是适应性的,或者这种适应远未令人满意,有些特征受到生理条件和随机因素限制,而进化通常只能以已有的特征为起点。一些无用的特征作为经受住了自然选择的适应性特征的副产品被保留下来;另一些则曾经是适应性的,但后来没有遇到足够筛除它们的选择压力而得以存留。关于这一点,索伯(Elliott Sober)就明确指出,“关键是要看看优势和适应性如何分道扬镳——一个性状是好的(或者比替代品更好)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它具有更高的适应度”,自然选择可以解释一个种群的性状频率,但不能解释特定生物为何会具有它所携带的性状。⑩例如,自然选择可以解释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会是长的,但并不能解释某一个体长颈鹿为什么拥有颀长的脖子;它可以说明猎豹作为善于奔跑的物种的选择性优势,即为什么快速奔跑的特征在猎豹种群中分布广泛,但并不说明为什么作为个体的猎豹能够疾速奔驰,而后者似乎是生理学所回答的近因。

  除此以外,还需要区分适应本身以及与适应相关联的附属事件。一些随附或派生因素属于结构的一部分,但它们的出现并不是这些结构进化的原因。例如,骨骼是某种适应(支撑身体)的结果,而骨的白色是附带现象(钙化的产物),与骨骼如何形成并不相关。在遗传机制中,控制不同表现型的基因可能位于同一条染色体上,于是,拥有该染色体的子代同时拥有这两种表现型,它们总是相伴出现。例如,动物的毛色和它所分泌的抑菌抗体,当拥有这两个特征的动物适应环境时,我们不认为与抗菌能力相伴的毛色是适应的结果,因为它与该动物在进化上的适应是无关的。此外,还必须把适应功能及其当前应用区别开来:适应功能是进化的最初目的,而适应的当前应用是针对先前的某个适应而发展的。例如,雁鸭类水鸟会张开翅膀遮住水面,以便看清水中的鱼进行捕食;翅膀的这种行为确实是适应性的,但鸟翅的首要功能是飞行,辅助捕鱼只是它的当前应用之一。当前应用对于某个结构的继续保持也许是有价值的,然而它却无法说明这一结构在进化压力下的适应性意义。

  接下来的追问是,什么情况下基因变异所产生的特征是与进化相关的?根据布兰顿(Robert N.Brandon)的观点,从该特征“如何对其拥有者的适应产生贡献”来进行进化解释,这样的说明就是目的性的说明。(11)如此看来,适应(adaptation)本身就是一个目的概念,即某生物特征C在某特定环境E中可以用来达成目的G,而C对于该物种生存于环境E是必要的,于是,特征C被保留下来(适应)。例如,大象为什么会有像蒲扇那样硕大的耳朵?回答是:大象肥大的身躯代谢产生的热量格外多,体温过高或过低将会对身体造成巨大的损伤,这就需要一个有效的散热途径——象耳大而薄且充满血管,当它们扇动起来时,流经两耳的血液快速降温并在象体内循环,从而帮助大象把全身的温度降低……此处,我们以大象的生存策略来说明象耳的形态。在自然界中,亲缘关系很远的物种会采用相同的方式来适应相似的生存环境。从理论上说,生物的变异在每一层面上几乎都可以产生出无限可能,但对于一个特定的环境而言,能够适应并存活的途径却为数不多,于是“重复”就在所难免。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同样的特性可以一次又一次地趋同进化,例如,昆虫和鸟类都具有适合飞翔的翅,尽管翅翼的起源与生理结构完全不同。趋同进化显示出,某一方向性的进化结果确实有可能发生。

  不过,以对机体祖先的幸存与繁衍的贡献来定义功能,属于回顾性的说明,而新适应性的首次出现总是非功能性的,只有在它对成功繁衍有现实的贡献时,才可被看作获得功能。这一困难如何解决?这就要诉诸前瞻性的解释:如果某状态产生某结果的倾向强化了生物体再生产的趋势,那么该状态被认为有该特定功能。很多适应都是通过功能的改变来获得新的功能,比如哺乳动物的耳骨由爬行动物的同源器官(颌)进化而来,于是,生存下来的个体,若其结构拥有新的功能,我们就说它预适应了这种转变。“预适应”是指“物种在进化史中提前适应了即将发生的事件,这一原则承认结构延续中的功能变化,即中间形态的作用与后来形态的作用不一样”,(12)从而避免了最初功能的困扰。

  这里需要澄清,目的概念并不意味着自然选择能够主动地创造出有利于适应的基因,所谓的目的在客观上表现为扩展组成它们的基因。目的随附于扩展适应(exaptation)的当前状态,而非机体自身的内在状态。(13)自然选择也并不未雨绸缪,不会因为某一有害特征最终将实现某一目标而对其有所偏好。如果把进化看作天然的进步过程,那么不断增加超越环境限制的能力,就成为衡量进步的标准,而这对于日益增长的复杂性或多样性来说,是一个独立的变量。自然选择使那些具有即刻使用价值的结构增大,从而保存了那些碰巧在生存斗争中占据优势的个体;它扮演的是淘汰变异的被动角色,而非使个体拥有其所携带性状的主动(创造性)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适应性说明无法被不包含目的的因果性说明所替代,因为适应不仅解释了演化史视域中生物性状得以留存下来的原因,而且揭示了生命现象独有的特征。在机器的构造方式中,不同种类的零件之间不能相互代替,它们受到破坏后也不会复原;与此相反,生命体却有能力把受损的部分重新修建起来。生命体所特有的自我生长、自我修复呈现出一种整体的指向性“……整个躯干的机体严格地限制了各个部分的表达的个体性”,(14)同时对于构成机体的各种组织和细胞而言,它们都为维持自身而存在着,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或自治性……在某些情况之下,它甚至可能被看作整体的等同物”。(15)整体与其组成部分之间的统一超越了实体本身的因果关系而呈现为存在性的依赖关系。

  生命的目的也是其作为价值的内在结果而存在的。生命在与其对立面的持续冲突中保持着自己,“在有生命的东西中目的则是内寓于物质之内的规定和活动”。(16)为了克服外在性,生命体必须通过成为进化的候选者来展示和延续自己,因此所谓的目的可以看作一种前提,即那些激发或维持特定生命过程的条件或生命特质所依赖的那些因素:一方面,从进化的角度看,生存条件是最低限度的,若不能满足,进化就无法发生;另一方面,自然选择更多地呈现出机体存在条件与种群特征存在条件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一生物机制来说,保持这种“自治功能构成了关键性的约束”。(17)

  二、目的论“合法性”的质疑与辩驳

  对于以目的性语言描述生物现象的做法,一些学者进行了反驳:目标导向特征可以用动态平衡的伺服机制或系统的负回馈机制来说明,而负回馈则并非生命所专属的现象,这样生物学可以被还原到更为一般的物理学,(18)例如,人体体温总是保持在36.5℃左右,这里涉及的是自动修正外在干扰,如果反馈使得系统能保持一个给定的温度,那么保持此温度就是系统的目标。这一疑问其实并没有构成真正的困难,因为目的性行为不同于负反馈,前者是由行为主体自主实行的活动,后者是行为体受外在刺激推动而做出的反应。它们的差异在于:若外界条件不变,对非自主行为体来说,同样的刺激会产生同样的反应;对自主行为体来说,则同一刺激会带来不同的反应,而且这些反应难以被预测。从中也可以看出,反馈机制仅仅是程序转译过程中的执行机制,而目的行为的真正特点在于引发追求目标行为的机制。

  相比而言,较为棘手的问题来自那些被称为自然化目的论的攻击:当前生物学的核心观念是结合了基因概念的综合进化论,根据该理论,生物之所以具有这样或那样的特征并由某个祖先物种演变成新物种,是由于随机突变以及所处环境中的自然选择机制所产生的结果,这样,所谓的目的,可以被还原到随机的突变和生存环境的自然选择。(19)在他们看来,终极因解释并没有构成与因果说明不同类型的自然律,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使用目的性概念。尼安德(Karen Neander)把目的论看作一种“省略的(elliptical)因果解释”。(20)麦克谢拉(Daniel W.McShea)指出,所有看似目标导向的系统共享一个共同的组织,具体地说,它们都包括了在一个更大的结构内移动的实体,该实体以一般方式指导其行为,而不精确地确定其行为,因此目的论属于组成等级理论的范畴。(21)特普菲尔(Georg Toepfer)强调,作为稳定平衡的动态系统,机体保持不变的是它们的组织,即“各部件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因果模式,而每个部件的某些效果与该系统是相关的”。(22)罗森堡(Alex Rosenberg)等人则认为,目的说明模型中的“为了”是在病因学意义上而言的。(23)根据这样的分析,目的论模式似乎只是因果模式的变种或可以替换为等价的因果形式。

  那么,物种为了适应生存所产生的变异是否真的是随机的?生物学家普遍认为,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生命的形式,是由遗传突变和自然选择塑造的。照理说,物种随机变异所产生的大多数突变体与生态系统从未经历过磨合,更容易被自然选择淘汰;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它对整个自然系统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也难以预料。然而,在达尔文主义中,随机突变不时地会碰到使个体适于生存和繁殖的遗传组合,个体又能把它的突变基因遗传给后代。如此完美的巧合不禁使我们生出疑问:随机的进化过程如何达成有序的一致和较高的规则性?或许人们可以根据DNA进行解释,但为何有些亲缘关系较远的动物的遗传密码十分类似,而具有许多共同形态特征的两栖动物的DNA却相差了100倍?(24)另一方面,不同种群生物基因组之间进行的基因测序结果显示,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在进化上的分离程度与鼠类动物之间的分离程度大致相同。被自然选择所影响的偶然突变虽然很好地说明特定物种的变异,但并不能解释它们的连续变异。问题似乎要回到遗传因子本身的进化:DNA怎样产生出保证某一物种具有生存能力的那些变化?进化又是如何通过现存物种的DNA的逐步精致化而持续下去的?

  自然化目的论把目的处理为因果关系的子类或特例,而我们想强调的是,它作为一种与因果说明并列的独特说明方式,不能被其他不包含任何目的性词汇的说明方式来取代。因为自然选择并非一种机械式的试错过程,它在肯定身体结构的适应性时已经确定了习性的方向,而获得性遗传也表明生物对其环境的积极反应如何激发了选择。尽管突变是随机的,但世代之间的累积变化并不是任意的,身体通过自身不断的使用和训练获得最适合新行为模式的形状。表观遗传学的进展显示出进化系统对环境的有序回应,而不仅仅是像遗传漂变一样的随机变化。每个生物都把防卫生命的诀窍储存在DNA中,它所积累的环境信息遗传性传递在没有改变其序列的前提下影响了DNA的包装和表达方式。(25)生命以特定的方式抓住并充分利用一切机会延续和拓展自身,它根据物质世界和其他活体生命来校正和定位自己,它的稳步改善是通过生物内在的驱动完成的。生物体能够自我孕育、自我建造、自我更新,它是其自身的部署者;相应地,关于它的理论也是自成体系的,具有不可还原的异质性,因此无法被自然化。

  至此,目的性说明的不可替代性得到了辩护。不过,它还遭遇“因果颠倒”的质疑,即用后来发生的事件来解释一个先前的现象。在因果解释中,被解释项是通过“在它之前的或与之同时”的某种原因而获得说明的,而在目的论中被解释项的说明则诉诸“与未来的某种特定目标有关”的原因。(26)这违背了我们对因果关系的直觉——尚未发生或未必发生的结果如何能作为已经存在事态的起因?“把生命解释为本质上与物理过程不同,即由目的而非原因控制,那是与时间方向的观点不能相容的。”(27)针对这样的疑虑,鲁斯(Michael Ruse)认为,生物学家对于生物特征所提出的目的性说明或功能说明,其实都是在进化历程中已经发生的事件,因此并不存在“以未来事件说明过去事态”的问题。(28)也就是说,说明顺序倒置并不表示将来对现在的影响,而是繁衍和选择有一个很长的周期:在机体的基因中,信息被遗传下来,叠加在仅仅是物理—化学的原因上,并且得到延续和累积。从这个角度看,着眼于将来的“目的”是由它过去的历史造成的。

  事实上,因果倒置的疑惑隐含了“发生于后的必然是结果”的观点,在这种观念中,因果关系似乎仅仅是不变的前后连续,或者是偶然表象中的规律性。但目的论解释所指涉的对象不同于因果说明所要说明的现象,其所描述的结果是逻辑上在先而非时间上优先,借用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有的是潜在地在先,有的是现实地在先……但所谓的在先和在后指在生成上无须他物而存在”,或者说“原理上在先的东西”却没有“实体上也在先”。(29)这里,问题的重点不在于结果是否发生,而是以结果作为当前现象存在的解释为什么可以具有说明力以及为什么不能被已有的因果解释所取代。(30)两相比较,可以发现:因果解释具有如下特征,即表明被期待的如何是现实的结果而不是其他可能的结果;目的论解释则允许各种单称的反事实论断——即便解释项中提及的事件没有出现,被解释项中提及的事件依然会发生。它不仅关涉实际事态的模态模式,而且涉及有关可能世界事态的模态模式。(31)例如,(作为类种的)大象的大耳在过去已被证明其有效散热的功能,即使(个别的)大象头上没长出大耳,象耳对温度调节仍然有效。

  已有目的论解释之所以立足艰难,其原因在于它有一个软肋,即逻辑和语义层面不够清晰。有鉴于此,我们借助形式化手段解除关于它的因果关系困惑。具体说来就是,目的论定律由某种连接三个变量或类型的断言构成:ф具有使φ属于自然类v的功能。目的论解释看似颠倒了正常的因果次序——ф先于φ,但φ出现在因果定律的前件,而ф出现在后件;其实,这并不矛盾,因为φ并不是凭借它自身出现在前件中,而是作为一个因果条件句的部分出现的。(32)如此,因果倒置的悖论就随之消失了。举例来说,许多鸟类的尾巴可以用来辅助飞行,它们能调整速度、改变方向、控制升降,以保持身体的稳定和平衡,关于鸟尾的目的论判断由下述命题构成:某物属于鸟类,且有尾巴是保持空中平衡的一个必要条件,以上事实的合取导致了该物有尾巴;尾巴和空中平衡之间的这种依赖性关联,是对“鸟类有尾巴”这一现象的解释——如果它们的祖先没有尾巴,那么鸟就不会成功地生存并繁殖。与此类似,翅膀的出现和飞翔之间的关联,是具有翅膀的祖先成功生存下来的必需条件,即它们的幸存导致有翅膀的物种成为鸟,而作为物种个体的鸟长出了翅膀。

  进一步讲,具体的生物模态事实受到物种特有的发育程序的限制:当且仅当x位于现存生物体的发育程序的范围内,X在生物学上才是可能的,反之则不可能;如果没有x的发生,现存生物体的发育程序无法完成,那么X在生物学上就是必需的。(33)当然,生物的形态学空间不是稳定的,它随着发育程序的变化而变化。例如,现存生物的灭绝使得相关的发育程序不复存在,于是,先前在生物学上可能的东西可能会变得不可能;相反,如果必要的发育程序出现,那么现在生物学上的不可能也许将来会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看,目的论的表现形式为:由于模式ф(在类型v的机体中)负载信息φ,所以模式ф存在。换言之,当一个具有使某机体负载某潜在信息之功能的状态出现时,对该机体来说,该信息就变成现实。这里,目的是一种必要而非充分条件,也即未来某时刻的某状态并不蕴涵它在过去任一时刻的状态;目的因是非对称性的,它暗含了一种个体与其当前状态中不完全实现的形式之间的依存关系。目的论解释并不是在必然性层面上给出为何存在的原因,而是在面向未来的维度思考它如何成为可能——目的意味着它们存在着成为另一种样态的可能性。

  以上我们解决了因果颠倒的困扰,不过,目的论解释还可能会遇到“非存在的意向性客体”(34)的困境:许多生物现象并不具有意向性,目的论的解释力如何得到保证?譬如,心脏促动血液循环,但心脏的泵血功能本身明显并不具有意向性。对于这种怀疑,我们必须澄清关于目的的误解:所谓的目的不是意识性的倾向,不涉及动机,不应被理解为“意图”。目的论不包含意向性,后者是一种心灵的能力。生物体的某项实际功能并不会因生物体意向所指就产生。某一特征只有在它能够正确执行它之所以被选择的功能时,它才是功能性的;而当它缺乏这一能力时便是功能障碍。目的论解释是参照当前的状况而观察过去的一种特定样式,但不意味着进化路线具有主动目标或进化预先设计了方案。例如,大象硕大的耳朵可以散热,其意思不是大象意识到大耳可以散热,因此特意长出这样的形态。“目的”不代表预期的任务,不面向某个先前的计划或未来的具体时间,而是被看作一种某一特定行为的活动倾向。因此,目的论解释不同于创造论,在选择的意义上,进化没有预定的方向和阶段;但在发育的意义上,进化的方向却是显然的,即机体的各个部分不仅互为目的与手段,而且以机体整体为依归。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以第三人称视角看待目的与结果的联结,即观察者赋予了因果过程以规范性价值,那么,那些意向性的词汇如故障、失灵、运转良好等也是“说得通”的。目的的准规范性概念使我们更好地理解机体的活动及其相关情形,因为生存着的个体既对需要敏感又对满足需要之物敏感。从这个角度讲,某一生物特质对组织的自我维持起到的作用,是这种特质及其倾向在组织中存在的原因。合目的性近似于和谐的观念,并被运用到组织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观察与解释中。一个较为著名的例子是,威尔逊(Edward O.Wilson)在观察蚂蚁的活动时发现,一些工蚁存在多态现象而且其品级行为的模式也多种多样和不可预测。为什么有这些不同形式的工蚁?威尔逊的回答是,这些不同形式的工蚁具有劳动分工。大型大头蚁可以作战或保护巢穴,形体中等的主要从事切叶或将碎片带回巢穴,小型工蚁则用来筑巢或喂养卵和幼虫、照顾蚁后,等等;每只蚂蚁因不同的形状而承担了不同的功能。(35)从目的视角切入,威尔逊就解决了蚂蚁形态变化和变异品级的难题。目的作为一种隐喻在生物学中具有启发作用:(36)生物组织被看作有意义地聚集在一起,而它们的功能被看作同时是生物特性的结果和原因,这样我们就“对倾向性的结果及其存在原因以新的途径进行了概念融通”。(37)

  将目的论作为科学解释的一种形式,这种原则在康德那里已得到详细论述。在康德看来,单纯的机械解释是不充分的,完整的解释需要借助目的论的观念论。目的论观念的价值在于,它能够指引人们去发现机械解释的根据,帮助人们探寻身体器官甚至最微小的部分通过什么动力因才能达到其结果。承认在自然中存在如此秩序(尽管它在何处以及在多大范围上存在仍未确定),已成为一个合理而有效的“认识能力的调节性原则”,(38)一种统一人类知识的理性的工具。

  不过,必须指出,目的并非对象的构成性原则,“凭借它只是获得了一条线索,来对自然物……按照某种新的合规律的秩序而加以考察……加以扩展,却不损害自然原因性的机械作用”,(39)作为一种先验的反思原则,它体现出认知能力间的协调统一是所有经验认知之所以可能的主体规约,但这种目的不能被看作类似实体结构那样的东西,也不可被刻板地规定。对于相同环境带来的挑战,应对方式可能有许多;某种方法可能比另一些方法更成功,但其他方法的成本也可能抵消其优势。自然选择将生物的存活和繁衍综合起来考虑,在已有的生理结构基础上加强其拥有的性能,而不是从头开始产生新的结构。这样的解决方案远不完美,甚至也算不上当下情况的最优解,但它付出的代价更小,并且不会趋向更糟糕的途径——通过选择进化出的特征,相对于它之前的特征是一种改进(即使仅仅在一个短暂的阶段)或当前的替代适应。

  三、超越传统的科学解释模型

  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目的论说明作为一种科学说明模型带有主观成分,但这并不代表它是随意的或缺少客观性。尽管如此,目的性解释没有被纳入传统的科学解释类型。在逻辑经验主义的框架中,科学理论包括诸多定律,后者具有通用性、一般性和必要性的特征,科学解释正是以普遍事实和演绎必然性或高度概率性为基础,论证被期待发生的事实。然而,这样的规则主要着眼于物理学,这是因为那时物理学发展得最成熟也最为严密,而探究生命世界的努力则较少受到关注,生物学的主题没能在哲学的文献中被充分地讨论甚至不曾被提及。

  如今,伴随着生命科学的突破性成果,人们已经知道,生命世界并不严格遵从经典科学哲学家以物理学为标本所描画的科学图景,对各种生物现象进行研究而建立起的很多理论,很少在证伪意义上被检验。例如,根据孟德尔分离定律,显性基因与隐性基因的性状分离比为3:1,假设在一千次试验之后,95%的植株呈现出显性特征,那么,假说被证伪了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一百万次试验中99.9%显示出显性特征,是否能够被认为得到了证伪?此外,假说—演绎推理通常被作为对判决性实验进行检验的方法,但在生命科学中,严格的实验条件并不能确保实验完全受控,那些不一致的结果不意味着理论就此被证伪,而结果一致的实验也可能是由于未知的不受控因素的干扰,被误当作合格数据从而导致了“伪重复”(即假说—演绎推理的失败),这也是观察和比较在生物学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原因。

  除此之外,生物学中较少律则性解释,而更多地是一系列观测结果和事实的集合。即便存在现象层面的定律,这些定律也带有领域内的特异性,例如,孟德尔定律就是存在大量反例的粗略归纳,其例外包括连锁遗传、畸变等位基因等。(40)在物理学中,某一特定的过程或条件可以由某个单独的定律或学说进行说明;而在生物学中,某种特殊的适应现象可能由一些不同的进化途径引起,某一个体表现型的适应条件可能是基因型严格规定的,也可能是由反应模式造成的……它们都不是对某一单个外界因素的固定应答,而是对多种选择力的平衡。一个基因可以同时影响表现型的若干方面,而表现型的每一成分又受多基因的影响,这种普遍存在的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个体的适应度和选择的总体效应十分重要。(41)进化涉及个体、群体和物种,个体是选择的主要对象,群体是多样化进化的舞台。这些多元的可能性连同生命科学特有的概念(如选择、竞争、利他、族群等),使得演绎—推论的解释方法并不适用于生命科学。

  当代生命科学已从单纯的组分研究发展到了组学(-omics)研究阶段,它所提炼出的经验事实特征的符号,明显有别于物理学符号。在物理学中,不同系统的符号可以对于同一理论适用。然而,生物学领域的知识和实践以生命整体为基础,某些活动描述对于独立的部分来说可能是正确的,但对于处于整体的部分来说则未必如此,这样我们就不能满足于只适用于部分过程的符号。而且,物理学中不乏虚构的代号或简化的模型,但作为生物学理论代表的符号通常要能够展现具有特定性质的组织并显示一种完形特征——生命体只有在关联中才获得意义。

  传统解释模型的局限激起了哲学家们对科学解释的本质的反思,萨尔蒙(Wesley C.Salmon)批判了“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科学解释的逻辑结构由此涵盖了更加丰富的种类,包括机械解释、演绎—律则模型、推理—统计模型、概率模型、偶然性解释、发生学模型、功能模型(或目的论模型)等。(42)目的论解释关注的是“某一单元在维护或实现它所属系统的某些特征方面所履行的功能(或功能失调),或某一行动在导致某个目标中所起的工具作用”,(43)确切地说就是初始状态的选择依赖于我们对未来的期待。

  目的性反映了“未来实现的事”对既成事实的约束,但它拒绝以下两种错误的假设:(1)被如此说明的事物和活动是有意识的力量或这种力量的产物;(2)既有的东西包含着对未来的指涉,换言之,未来因果地作用于现在。理解的关键在于,生命体对应的“目的”概念并非一种实用上的目的,也并不诉诸超验的、超自然的因素,而是一种由遗传程序指引的目的性。就朝向产生遗传密码并且这一信息能提高种群在所处环境中的繁殖适合度而言,机体能够承受内部和外部的失调和干扰,它拥有产生定向DNA编码的能力,并且实际上形成了由适应倾向所指示的躯体结构、行为方式和调节机制。如此,生物体在其生命周期里不断地进行着自我构建:一方面,生物体是自我生成的——它是它自身的驱动力量;另一方面,生物体的目的是形成它本身,它成为它自己的目的。

  在科学解释方面,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认为,因果模型不足以对现象进行解释。(44)因为变量之间的作用可能是非因果相关的,尽管它们决定了其他要素间相互关系的发生、水平与机制。科学中的确存在很多形式的非因果解释,例如,律则模型不要求事件的因果结构或关系作为必要成分或扮演重要角色,而发生学模型也不寻求被说明项中所陈述事实发生的充分条件。非因果解释的要点在于,解释项中的谓词所涉及的特性对于被解释项而言不一定是因果有效的,因为解释所传递的因果信息在某些地方是非特异性的,也即,引起结果的效应并非凭借该特性而产生。因果解释与非因果解释提供的是不同种类的信息,后者注重的是支配某一现象的重要规律,相比之下,“规律更为根本,没有任何因果关系可以独立于规律”,“自然律是对性质的倾向性实质(dispositional essence)的描述”。(45)模型只是对世界的部分表征或不同视角的表征;人们对于同一个自然界拥有不同的说明模型,它们有时甚至是看似矛盾的,这源于世界的复杂性以及表征方式的限制。(46)唯其如此,非因果解释与因果解释都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同解释的多样性,并主张对现象进行多元的说明。

  不仅对于同一种现象,我们可以采用不同类型的解释,而且我们所选取的类型也反映了学科的相应特征。例如,树上的苹果为什么会落地?假如你说,成熟的苹果释放出乙烯和脱落酸,导致叶柄基部形成离层,果柄细胞处于游离状态,枝条的力量不足以支撑苹果而断裂,那么,你运用的是机械性解释,你是在回答物理学问题;当你说“植物为了散播种子繁衍后代”时,你回答的是演化方面的问题。不同说明模型展现了其所要说明对象的不同结构或结构的不同方面,它们之间通常是无法等同或彼此还原的。直接因果说明分析了因果序列的邻近结果,即构成生物特征的物质特性导致了什么以及这些结果又引起怎样的行为方式,而目的论则使用整体的稳定存续与适应性去说明为什么生物具有某种功能。那么,哪一种解释最佳呢?事实上,每种模型不是唯一的解释,不同模型之间并不一定具有互斥性,我们可以根据具体情境采取相应的解释类型。同时,模型是与其目标相协调而不是作为单独的模型出现的;(47)使用哪种模型取决于解释者的解释目标,例如微观演化现象与宏观演化现象通常呈现出大相径庭的解释路径。(48)按照这样的理解,判断解释类型是否合适的标准,要依据不同的对象和视角进行调整。

  目前,分子生物学的发展揭示出遗传学、进化论、解剖学、胚胎学等学科概念之间的统一,这种统一落实到生命共同具有的最低层次,即分子层次。于是人们很容易认为细胞的目的性行为的本质就取决于这些过程的化学性质和分子机制。然而,实际情形是,分子遗传学的基本理论并不独立于较高层次的理论,前者无法建立起关于整套生命现象(如发育、遗传)的解释。在生物体或细胞中,即便是最轻微的分解,也会改变与生命相关的性质,因为能量代谢、信息交换以及生物反应所依赖的环境都发生了变化。生命所拥有的特征,仅仅从其组成部分思考,是不能被发现或理解的,其原因在于整体“导致或规定(而非汇总)”其部分的性质,后者并不存在于组分本身,而是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超越属性。

  与此相关的进一步思考是:模型的多元化和概念间的统一是否暗示了科学解释观念中更为深层的东西?生物学所探讨的主题、历史、方法和形而上学观念,与物理学有着根本的差异。生物体除了遵循物理学所发现的物质定律,还服从另一套无生命世界所没有的规律,因此物理学无法解答生物世界所独有的性质。依据物理学所建立的传统科学哲学由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普遍律和还原论所主导,而生物学则更多地关注历史叙述、多元可实现性、整体约束和操作方式。(49)如果对科学解释的统一说明是可能的,那么可行的方法是继续审视现有的机械解释的局限性,并寻求超越局限性的扩展途径——既可以探索替代模式,或者沿着律则模式的方向,或者循着因果模型的路线(从而解决关于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及其解释形态问题);也可以把形而上学的启示作为对解释本身进行深入分析的一种进路。但无论如何,只有着眼于不断发展的研究对象和生物学实践,我们才有可能取得关于如何从总体上解释生命的突破性进展。

  四、从目的论解释管窥生命观的发展

  生命是什么?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就试图去认清所谓的生命物质或生命力量。套用亚里士多德的分类,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以下四种原因共同构成了对生命的完整解释,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四因:(1)生命由什么构成(质料因);(2)(就产物而言)成为什么样的生命体(形式因);(3)(就主体而言)什么产生了生命(动力因);(4)生命现象之所以存在或改变的原因是什么(目的因)。(50)关于(1)和(2),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化学生物学和遗传学已经揭示了生物体的组成结构,并且发现了分子层面的无数细节,从而在物质和形式上静态地解释了生物体。(3)和(4)针对的是动态的变化过程,虽然早在19世纪细胞学说给予了明确的回答,即个体的所有细胞都是由原有细胞分裂产生的,但对于生命的起源以及生命现象改变的原因,依然歧义纷争、莫衷一是。

  如何看待生命的本质的问题自16世纪以来一直是各派争论的焦点。其中机械论断言,生物和无生命物质并无区别,这就是所谓的机械论。而反对派活力论则认为,生物体具有一些无生命物质所不具有的特质。生物学的思想观念自此在这两者间摇摆:某些时期,机械论取得优势,而在另一些时期,活力论者似乎又占上风。机械论在拉美特利出版了《人是机器》一书时达到巅峰,但紧接着活力论又枝繁叶茂。18世纪末,针对机械论、理性主义的统治,哲学界开始了对启蒙运动的反动,复苏了具有新柏拉图主义色彩的浪漫主义,后者连同自然神学扩展到自然哲学,其表现是以生物来取代机器,主张生物各物种具有共同的原型;原型是一种“理念化的最简单生命结构类型”,(51)它强调类型之间的先验统一,强调自然与精神的统一。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解剖学家比恰特(Xavier Bichat)以机械论方式研究生命,却得出支持活力论的结论:(1)不稳定性和无规律性在所有生命中留下痕迹,它们使得生命现象区别于规律性显著的物理现象;(2)重力、亲和力和弹性等是非生命属性,敏感性和收缩力则代表生命的特性——它们并不是物质分子中所固有的,相反,一旦分离的分子失去有机排列,这些特征就会消失;(3)目的性行为是检测相关刺激(敏感性)并以有利于生存的方式对它们做出反应(收缩性)。(52)这表明每一细胞都隐藏着一种能调节生物发育的生机力或目的性,暗示了活力论的复燃。不过,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为机械论的复兴树立了典范。

  总体看来,机械论和活力论都有其合理之处:的确不存在抽象的生命物质,而生物和无生命物质也具有本质的不同。事实上,活力论的衰落,并没有导致机械论的胜利,两者的思想对立发展出机体论范式。(53)机体论理念对生物本质的看法逐渐取得共识:在分子层次,所有的功能都是遵循物理化学定律的;在细胞层次,大部分的功能也符合物理化学定理;但生命的特殊性并非来自它的构成元件,而是元件的组织方式。组织超越了单纯的元素集合,而使生命表现出目的性。

  后基因组时代,科学家在更为复杂的层面上以更全面的视角分析生命现象,活力论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研究发现,从蛋白质、细胞直至胚胎等的各级生命结构显然是基因的产物,但功能的机制通常远离基因序列信息,在这样的情况下,生物学家借鉴系统论的思想,通过机制把不同组织水平联系起来,融合细胞研究和机体研究,提出了“分子活力论”。(54)它所关心的是,生命或其功能属性这些并不存在于分子本身中的东西,是如何从其特定的组织形式和分子过程间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它把生命体最基本的单元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而不是像分子生物学那样独立地描述它们。当然,在研究程序上,抽象的、分析的方法仍然不可或缺,这就需要关注在受控条件下为便于研究而选择出的那些特性,否则,所谓“整体”、“统一性”、“不可分割”的观点很可能成为空洞无物的话语。由此也再次印证了系统与还原这两种方法是互补的,每一种观察视角和研究方式都丰富了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纵观以上由认同和否定“目的”而引发的生命观的发展,我们可知,“生命”一词只是生存历程的具体化表述而非独立的实体指称;作为一种存在,它展现为一个包含不同层面(如生长、发育、代谢、繁衍、生态平衡等)的过程。虽然很多时候,如果不考虑来自较小成分的组成以及更大组成的系统的影响,就不可能完全理解那些处于中间水平的生物实体,但我们须清楚,实体层次结构是过程层次结构的一种抽象,它只是为便于科学推理做出的简化描述,仅仅表示,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实体可以在适当的层级中得到分析,那种存在着清晰分明的对象层次的印象无疑是一种错觉,因为真实的实在——大至数亿年的漫长的宏观进化,小至纳秒水平的瞬间细胞化学反应——都是一系列嵌套的过程。(55)

  在生命话题的探讨中,目的论几乎与人类文明本身一样古老,而不同时代的科学回答体现了理解程度的差别,总的趋势是所提出的解释方案越来越具体。当今生物学的分化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每个分支的生物学家专注于特定分子、激素、解剖结构的精密研究,却未及考虑与生命本质有关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科学哲学因其自身的词汇、方法和概念结构的限定,未能与其他哲学学科保持充分的交流与沟通。但科学问题通常不是某个孤立的领域现象所引起,而是从各种事实之间的关系中产生的。如果不能以开放的视角环顾整个生命科学的发展,如果不对那些与形而上学紧密相关的生命问题提供一个融贯的观点,那么对关于生命科学的哲学辩护就没有说服力。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借鉴、融合多学科的成果和研究方法,把对科学哲学的经典研究深入到生命科学,汲取可能世界框架下科学说明的形式语义学,通过反驳最具挑战性的目的怀疑论即自然化目的论,澄清目的解释的逻辑架构和适用语境,并展现目的论作为可靠推理形式的知识论特征,力图使生命科学的解释具有更加坚实的根基。当然,本文的研究仅仅是一个初步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笔者期待以此既拓宽科学哲学通论的研究范围(使具体的科学解释研究向具体科学领域延伸),也深化它对部门科学的启迪和反思,并通过这样的对话和融通进一步表明,位于诸多学科领域的交界处的生命科学,在应用这些学科的同时拓展延伸它们,但它不仅仅是各参与学科在生命系统中的联合应用。这或许回应了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即生物学在多大程度上具有其自身的科学基础,而不是被其他已有学科的科学哲学所支配。

    注释:

  ①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罗达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551、774页。

  ②Michael Ruse,"Evolutionary Biology and the Question of Teleology,"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vol。58,2016,pp。100-101。

  ③参见李建会:《目的论解释与生物学的结构》,《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年第10期;《目的论解释及其合理性》,《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5月17日,第2版;赵斌:《浅析生物学解释中的目的论问题》,《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④参见蒂姆·卢恩斯:《功能》,莫汉·马修、克里斯托弗·斯蒂芬编:《生物学哲学》,赵斌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671-673、676页。

  ⑤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涂长晟等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6页。

  ⑥恩斯特·迈尔:《生物学思想发展的历史》,第337、352页。

  ⑦Daniel W.McShea and Robert N.Brandon,Biology's First Law:The Tendency for Diversity and Complexity to Increase in Evolutionary Systems,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ll.

  ⑧Justin Garson,"Function and Teleology," in Sahotra Sarkar and Anya Plutynski,eds。,A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Massachusetts:Blackwell Publishing,2008,pp。525-526。

  ⑨参见斯蒂芬·杰·古尔德:《熊猫的拇指》,田洺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⑩Elliott Sober,Philosophy of Biology,Colorado:Westview Press,2000,p。83。

  (11)Robert N.Brandon,"Teleology in Self-Organizing Systems," in Bernard Feltz,Marc Crommelinck and Philippe Goujon,eds.,Self-Organization and Emergence in Life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06,pp.268-269.

  (12)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田洺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8年,第74-75页。

  (13)Massimo Pigliucci,"The Nature of Evolutionary Biology:At the Borderlands Between Historical and Experimental Science," in Kostas Kampourakis,ed.,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Dordrecht:Springer,2013,p.91.

  (14)怀特海:《思维方式》,刘放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8-29页。

  (15)昂利·柏格森:《创造进化论》,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年,第40页。

  (16)黑格尔:《哲学科学全书纲要》,薛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17)Matteo Mossio and Leonardo Bich,"What Makes Biological Organisation Teleological?" Synthese,vol.194,no.4,2017,p.1089.

  (18)参见Paul S。Agutter and Denys N。Wheatley,Thinking about Life: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y and Other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08,p。213。

  (19)André Ariew,"Teleology," in David L.Hull and Michael Ruse,eds.,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pp.177-179.

  (20)Karen Neander,"The Teleological Notion of 'Function'," Australas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69,no。4,1991,p。467。

  (21)Daniel W.McShea,"Upper-Directed Systems:A New Approach to Teleology in Biology," Biology & Philosophy,vol.27,no.5,2012,pp.663-684.

  (22)Georg Toepfer,"Teleology and Its Constitutive Role for Biology as the Science of Organized Systems in Natur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vol.43,no.1,2012,p.113.

  (23)亚历克斯·罗森堡:《科学哲学:当代进阶教程》,刘华杰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78页。

  (24)Y。B。Sun,"Whole-Genome Sequence of the Tibetan Frog Nanorana Parkeri and the Comparative Evolution of Tetrapod Genom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vol。112,no。11,2015,pp。E1257-E1262。

  (25)Virginia Hughes,"Epigenetics:The Sins of the Father," Nature,vol。507,no。7490,2014,pp。22-24。

  (26)John Hawthorne and Daniel Nolan,"What Would Teleological Causation Be?" in John Hawthorne,ed.,Metaphysical Essay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pp.272-274.

  (27)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0-151页。

  (28)Michael Ruse,"Teleology:Yesterday,Today,and Tomorrow?" 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vol.31,no.1,2000,pp.213-232.

  (29)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1、267、253页。

  (30)参见邱献仪:《生物目的性现象的科学说明之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正大学,2013年,第128-136页。

  (31)Jenann Ismael,"An Empiricist's Guide to Objective Modality," in Matthew H。Slater and Zanja Yudell,eds。,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109-112。

  (32)罗伯特·孔斯:《重塑实在论》,顿新国、张建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9-80页。

  (33)Stephen Boulter,Metaphysics from a Biological Point of View,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13,p.131.

  (34)卡伦·尼安德:《心理表征的生物学路径》,莫汉·马修、克里斯托弗·斯蒂芬编:《生物学哲学》,第696页。

  (35)威尔逊:《昆虫的社会》,王一民等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年,第174-178页。

  (36)参见David Depew,"Conceptual Change and the Rhetoric of Evolutionary Theory:'Force Talk' as a Case Study and Challenge for Science Pedagogy," in Kostas Kampourakis,ed.,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Dordrecht:Springer,2013,pp.125-133.

  (37)Cristian Saborido,"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A New Taxonomy of Functions," in Maria Carla Galavotti et al.,eds.,New Direction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Dordrecht:Springer,2014,pp.235-249.

  (38)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39)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29页。

  (40)Alex Rosenberg and Daniel W.McShea,Philosophy of Biology: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New York:Routledge,2008,pp.46-47.

  (41)Peter Godfrey-Smith,Philosophy of Biolo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p。93-95。

  (42)Wesley C。Salmon,Four Decade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Pittsburgh: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2006,pp。154-177。

  (43)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科学说明的逻辑问题》,徐向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第26页。

  (44)Erik Weber et al。,Scientific Explanation,Dordrecht:Springer,2013,pp。28-29,30,32。

  (45)Alexander Bird,Nature's Metaphysics.Laws and Properti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71,43-47.

  (46)Michel Morange,"Is There an Explanation for...the Diversity of Explanations in Biological Studies?" in Pierre-Alain Braillard and Christophe Malaterre,eds.,Explanation in Biology:An Enquiry into the Diversity of Explanatory Patterns in the Life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15,pp.31-44.

  (47)Isabelle Peschard,"Making Sense of Modeling:Beyond Representation," European Journal for Philosophy of Science,vol.1,no.3,2011,pp.335-352.

  (48)Angela Potochnik,"Biological Explanation," in Kostas Kampourakis,ed.,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Dordrecht:Springer,2013,pp.52-53.

  (49)参见Elliott Sober,"The Multiple Realizability Argument Against Reductionism,""Evolution,Population Thinking,and Essentialism," in Elliott Sober,ed.,Conceptual Issues in Evolutionary Biology,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6,pp.301-316,329-340; C.Kenneth Waters,"No General Structure," in Matthew H.Slater and Zanja Yudell,eds.,Metaphys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7,pp.81-104.

  (50)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7页。

  (51)皮特·J.鲍勒:《进化思想史》,田洺译,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62页。

  (52)Paul S.Agutter and Denys N.Wheatley,Thinking about Life: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y and Other Sciences,Dordrecht:Springer,2008,pp.110-111.

  (53)Nicholson and Gawne,"Neither Logical Empiricism nor Vitalism,but Organicism:What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 Was,"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the Life Sciences,vol。37,no。4,2015,pp。358-376。

  (54)M.Kirschner,J.Gerhart and T.Mitchison,"Molecular 'Vitalism'," Cell,vol.100,2000,pp.79-88.

  (55)John Dupré et al.,Processes of Life: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Bi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188-189,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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