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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
2019年10月31日 07:41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2019年第1期 作者:王宁 字号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同时也对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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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的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 同时也对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尽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翻译过来的”理论概念, 但是它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实践中, 经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创造性发展, 已经实现了其“中国化”。在这方面, 李大钊、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指导下,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些成就不仅向世人展示了中国学者的世界文学研究实绩, 同时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理论, 为书写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文学研究史奠定了基础。但是, 中国学者对世界文学的研究常常并不包括中国文学, 而进入新世纪以来, 这种偏向开始有效地得到了纠正。中国学者不仅就世界文学话题在国际上发出独特的声音, 而且努力为重绘世界文学版图提供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毛泽东思想; 世界文学研究; 世界文学绘图;

  作者:王宁,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西方文学理论和英美文学。

  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 无疑是一个跨学科和跨文化的前沿理论课题, 因为它实际上是在进行文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平行比较研究。既然我们探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和接受, 那就必然涉及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毋庸置疑, 马克思主义是在西方文化土壤里产生的, 是由西方传入中国的, 但是, 马克思主义在旅行到世界各地的过程中, 又经过了一种“本土化”的接受过程。实际上, 在长期的“本土化”实践中,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也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样, 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也结合中国的国情, 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全新的阐释, 进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中国版本。但另一方面, 不同于其在西方的发展状况, 马克思主义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语) 又一直在对中国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及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和直接的指导。因此这便全方位地涉及了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跨学科研究。我们通过对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以来的漫长历史进行梳理, 将对我们继续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世界文学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的回顾与反思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世界文学, 或曰外国文学的翻译与研究, 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当时,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日益高涨,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逐步传入了中国, 并从一开始就在广大进步知识分子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或主将曾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功绩而深为中国文学界所瞩目。他们不仅是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 同时也是卓越的革命文学家和翻译家, 他们的努力实际上也缩短了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 使我们有了一个直接可与之进行比较的渊源和影响关系。  

  在新文化运动中, 那些重要的思想家和人文学者或者在西方或日本受过教育, 或者有着深厚的西学造诣, 例如胡适、陈独秀、鲁迅、蔡元培、钱玄同和李大钊等, 他们率先发起了“反传统、反儒学和反文言文”的思想文化运动, 试图通过此举达到全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的目的。他们充分运用了翻译这一有效的武器将当时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统统介绍到了中国, 大大地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在那场运动中, 或者说甚至在那之前, 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就帮助发起了大规模的翻译西学的运动, 诸如尼采和马克思这样的欧洲思想家在中国学界高视阔步, 其著述频繁地在中文的语境下被引用和讨论, 几乎当时所有主要的中国哲学家和文学家都受到他们的影响和启迪。“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引进更是直接地影响了整个20世纪的中国科学和民主的发展进程。陈独秀亲自创办了进步杂志《新青年》, 专门发表介绍或翻译先进的西学思想的文章, 旨在启迪中国人民的觉悟, 推进中国的科学技术以及人文思想的发展, 他们的努力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介绍和传播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既然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那么马克思主义就必定成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这一点从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共识。在过去的数十年里, 中国共产党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 最终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著作全面地介绍到了中国。但是实际上, 早在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之日, 马克思主义就已经通过不同的渠道和方式进入了中国。马恩著作早期的翻译并非译自德文原文, 而是通过日文或俄文的中介译介到中国的。早期翻译马克思著作的译者包括熊得山 (1891-1939) , 他早年留学日本, 后来将马克思的一些著作从日文译成中文。他于1922年2月15日创办了《今日》杂志, 由北京新知书社发行。他本人也先后发表了《公妻说的辟谬》《社会主义未来国》《社会主义与人口论》《无产阶级对于政治应有的态度》《名、实的讨论》等文章, 对资产阶级所诬蔑的共产主义“公妻”予以了驳正。他还通过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阐述了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目的和手段。他翻译的马克思著作包括《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国际劳动同盟的历史》 (胡为雄77) 。另一位译者朱执信 (1885-1920) 也是最早把马克思主义介绍到中国的一位资产阶级革命家。早在1906年, 他就从日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经典著述, 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革命、政治革命和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等理论, 有着独特的理解。与此同时, 他基于自己的能动性理解和带有主体建构意识的阐释, 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介绍给了中国读者 (同上) 。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之一, 积极地参与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热情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于1919年为该杂志编辑了一个专门讨论马克思主义的专辑 (第6卷, 第5期, 1919年9月) 。在这本专辑中, 李大钊发表了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这篇文章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李大钊等人的早期努力自然也启迪了曾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青年毛泽东, 使他以及他的那些不能阅读外文原文的青年伙伴们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因此我们应当说, 毛泽东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 或通过翻译的中介已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其特征就在于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教义与儒学的一些教义在某种程度上加以结合, 形成了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本人始终反对教条主义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的著作, 他主张创造性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并将其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 毛泽东实际上从中国的具体实践出发能动地理解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将其建构为一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即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在西方以毛主义 (Maoism) 著称, 实际上指的就是毛的思想, 而他本人则更加认同毛泽东思想这一说法 (Wang Ning 2015, 2018) 。我们不难发现, 早期的西学翻译, 包括马克思著作的翻译, 显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特征;也即鲁迅所说的, 只要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有用, 就统统拿来为我所用。  

  在高扬科学和民主之大旗、批判传统文化的五四时期, 各种西方社会文化理论思潮通过翻译的中介蜂拥进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自然也伴随着非理性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尼采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等社会文化思潮以及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文艺思潮渗入到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意识中。他们不满足于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和既定的创作模式, 试图从异域汲取更多的精神食粮, 于是大量的世界文学 (尤其是来自西方、俄罗斯以及日本的文学) 作品被译介到了中国, 强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中国文学观念和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这时, 大多数中国作家并未具备自觉的马克思主义意识, 而是采取了鲁迅早先的态度, 对这些来自国外的东西一律采取“拿来主义”为我所用的态度。一时间, 中国文坛出现了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思潮并存的态势:拜伦、雪莱、普希金、莱蒙托夫、裴多菲这些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家, 狄更斯、巴尔扎克、果戈里、契诃夫、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作家以及马拉美、魏尔伦、叶芝、艾略特、庞德、霍普特曼、梅特林克、奥尼尔这些现代主义作家均高视阔步, 频繁地出没于五四新文学家们的书斋沙龙, 其思想观念游移于这些作家的作品之字里行间。而易卜生这位来自小民族挪威的兼具现实主义创作思想和现代主义先锋意识的剧作家则成为新文化运动时期最著名的作家之一, 《新青年》杂志不仅发表了胡适主编的易卜生专辑, 而且还发表了胡适本人建构易卜生主义的长篇文章。  

  应该承认, 通过这种大面积的译介活动, 马克思主义和另一些西方人文思想和学术理论思潮进入了中国的思想文化界, 但它在当时主要是作为一种进步的、革命的理论学说, 其次才以意识形态的力量影响到中国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思想, 而对当时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所起到的指导性作用则小得多。可以说, 中国的翻译界和文学界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接受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功利性, 其原因并非仅在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这些作家的创作甚为看重, 而更在于当时的中国文坛需要直面人生的写实派文学, 因此在他们看来, 中国文学应当坚持“写实主义”。而对待各种现代主义思潮流派的纷至沓来, 鲁迅等革命作家和评论家则并未表示出太多的恶感, 他本人甚至花了一番气力将其介绍到中国, 只是当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及文化氛围与之不协调, 因而现代主义终究未能在中国的土壤上扎根。应该说, 这是马克思主义影响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的第一阶段, 在这期间, 世界文学的专业队伍尚未形成, 担负研究任务的主要是作家和翻译家, 他们之所以大量地译介外国作家作品, 主要是为我所用, 而不是对之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并非自觉主动的, 而是朦胧的和非自觉的。但尽管如此, 他们对待西方文学的态度, 在不少方面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 这就为其后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  

  在“红色的30年代”, 出现了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向左转”的倾向, 中国的世界文学译介工作也逐步转向对十月革命后苏联文学的介绍, 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开始通过苏联阐释者这一中介逐步深入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界, 列宁的“反映论”和其他一些经典作家的理论著作也有了中译本,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被运用到了中国的文学创作界和理论批评界, 中国共产党对左翼作家和评论家的领导地位的确立, 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对世界文学研究的指导作用的进一步确立和巩固,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二阶段。但在这一时期并未出现多少研究世界文学的力著, 只有瞿秋白、周扬、胡风等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方面做了一些深入的阐释。1940年代初, 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仅为作家的创作指出了一个新方向, 对于他们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改造思想并指导文学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而且还第一次相当权威性地规定了对待外国文学的态度。 (1) 毛泽东指出, 无产阶级对待外国文学和文化遗产, 既不可一概排斥, 也决不能全盘照搬, 而应当采取一种兼收并蓄的态度,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人民大众” (1991:857) 。毛泽东还进一步论述道:“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 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人民的态度如何, 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 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1991:871) 根据这一标准和筛选原则, 一批曾经受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等赞誉过的西方古典作家的代表作, 开始被系统地、有目的地译介过来, 其中包括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席勒、果戈理、杰克·伦敦等作家的重要作品。与此同时, 翻译界和研究界还选译了高尔基、法捷耶夫、绥拉菲摩维支等无产阶级作家以及海明威、罗曼·罗兰、奥尼尔、斯坦贝克等有着左翼倾向的西方现代作家的作品。《译文》《小说月报》《少年中国》《现代》等杂志和丛刊也开始发表篇幅较长的译者前言和有理论分析深度的评论文章, 世界文学研究开始从过去的一般性译介逐步过渡到较为专业化的理论分析和学术研究。在这方面, 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但是这种指导常常并非直接的, 而是在很大程度上通过毛泽东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阐释和发挥这一中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得到确立, 马克思主义终于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再次宣布:“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977:133) 。从此, 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引下,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期间, 世界文学通常以“外国文学”的面目出现, 对之的研究也不包括中国文学。高等院校开设了新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课程, 出现了一批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教科书;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和评论研究也逐步走向专业化和学科化;中国科学院设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 外国文学理论研究工作也逐步走向专业化, 这方面的高质量专著和教材先后问世。但与此同时, 一些对马克思主义持教条主义态度的人则片面地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只言片语奉为金科玉律, 而忽视了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系统深入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甚至曲解和对苏联模式的盲目照搬导致我们的世界文学教科书中充斥了大量“左”的东西。这一切均孕育着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危机”萌芽, 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 这一阶段的世界文学或外国文学研究趋于终结。  

  但尽管如此, 我们也不应对那一时期的世界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视而不见。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指导下, 我国的外国文学史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在西方尚未出版一部较为全面的多卷本欧洲文学史的情况下, (1) 杨周翰、吴达元、赵萝蕤克服种种困难, 于1960年代中期编写出我国第一部《欧洲文学史》, (2) 该书试图“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方针, 提供有关欧洲文学发展的基本知识, 作为高等院校的教科书, 为学界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 (2) 。作为文科教学必读的作品集, 周煦良主编了《外国文学作品选》 (4卷本) , 伍蠡甫主编了《西方文论选》 (上、下卷) , 这些教科书也为广大中国读者提供了西方文学的基本阅读篇目。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后属中国社会科学院) 也组织人力编译了有关西方文艺理论和马列文论的文集, 对于加强从事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教学和研究人员的理论素质作出了贡献。在作家作品研究方面, 范围明显地扩大了, 更大一批作家的重要作品有了新译本, 对莎士比亚、但丁、歌德、巴尔扎克、拜伦、狄更斯、托尔斯泰、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罗曼·罗兰、高尔基等重要作家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进展。研究者们大都能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科学方法, 批判性地分析研究这些作家及其作品。在文学理论方面, 大部分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都有了中译本, 此外, 还出版了一些专门论述文学艺术的单行本或文集, 这无疑为提高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提供了保证。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 (上卷, 1963;下卷, 1964) , 这部专著的问世标志着我国学者在研究西方美学和文学理论史方面达到了新的高度。但令人遗憾的是, 作者并未摆脱“左”的干扰, 对一些西方美学史上影响重大的美学家和文艺理论家只字未提或简略带过, 而对20世纪以来的西方美学和文艺理论思潮和流派也未作介绍。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世界文学研究  

  粉碎“四人帮”之后, 尤其是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也得到了恢复, 我们首先面临的任务是重建中国的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研究。诚然, 对19世纪或更早一些的世界文学现象或理论问题,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或多或少都有些论述” (王宁2014:11) , 理论家们很容易以此为论争的武器, 而20世纪的各种文学现象、理论思潮、创作流派和作家作品, 则是他们所未曾接触到的。因此, 当各种西方非理性主义思潮蜂拥进入新时期中国思想界和文化界时, 人们的心态便发生了各种复杂的变化,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些纷纭复杂的现象呢?对此, 中国的外国文学界开展了热烈的讨论和论争, 尤其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现象甚为关注, 大多数研究者的态度就是对之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 “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尽管这些讨论本身在学术层次上看来并不高, (1) 但对进一步解放人们的思想, 以致繁荣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 却有着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在本质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分析和观察特定历史时期的复杂的文学现象, 而且还不能死搬教条仅纠缠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一些只言片语, 应该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未遇到的一些出现在当代的文学现象。这应该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一大挑战。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 对外学术交流也日益频繁,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界也开始面临西方各种新理论、新观念、新方法的冲击。毫无疑问, 这些新理论、新观念和新方法的引进, 开阔了我们的视野, 拓展了我们的研究领域, 对我们的世界文学研究也不无借鉴作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将其一一考察分析, 就不难发现, 它们只能从某一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些局部的补充, 而不能全然代替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在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并非一成不变, 它应该在适应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情况时加以不断的发展, 否则就会重新陷入僵化的泥淖。我们研究世界文学, 决不能忽视20世纪以来的西方各种批评理论思潮所起的历史作用。列宁曾有一段话对我们颇有启发意义:“判断历史的功绩, 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 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1959a:150) 由此, 我们要坚决“反对把我们所能了解的而古人事实上还没有的一种思想的‘发展’硬挂到他们名下” (列宁1959b:272) 。这对我们全面客观地考察当今的世界文学研究现状依然有着指导意义。  

  尽管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世界文学研究状况仍有不少不尽人意之处, 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承认这一事实: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下, 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领域一度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新气象。虽然在当下大力弘扬中国文化、致力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大环境下, 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呈萎缩状态, 但世界文学概念在国际学界的重新提出以及再度在中国的文化土壤里驻足, 则使我们得以从中国的视角出发积极地参与这一国际前沿理论课题的研究, 并提出中国的世界文学版本和绘图。此外, 世界文学概念的提出也使我们得以重新在一个广阔的世界文学语境下反观中国文学, 将其当作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如美国的意大利裔世界文学理论家弗朗哥·莫雷蒂所指出的, 在当今时代, “世界文学不能只是文学, 它应该更大[……], 它应该有所不同”, 既然不同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不同, 他们在对世界文学的理解方面也体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因此在他看来, “它的范畴也应该有所不同” (Moretti 55) 。莫雷蒂还进一步指出, “世界文学并不是目标, 而是一个问题, 一个不断地吁请新的批评方法的问题;任何人都不可能仅通过阅读更多的文本来发现一种方法。那不是理论形成的方式;理论需要一个跨越, 一种假设———通过假想来开始” (同上) 。既然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导向的理论概念, 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据此对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的外国文学或世界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进行总结。我通过初浅的考察, 将其简单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  

  (一) 翻译介绍的系统性、计划性和包容性。  

  这一点又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外国文学专业刊物由一开始的一个 (即《世界文学》) 迅速扩展到十多个, 最多时甚至达到20多个, 而且各家刊物分工不同, 各有侧重。  

  (二) 文学史的研究从单一走向多元。  

  改革开放以来, 文学史的编写便从单一逐步走向了多元, 这种格局具体体现在两方面:其一是文学史编写的范围从早先的“欧洲中心”逐步扩展到包括东方文学和拉美文学在内的整个世界文学, 而且在描述分析方面也力求达到准确性和客观性的结合。朱维之和赵醴主编的《外国文学简编》虽然在史料和观点上并未超越杨周翰等主编的《欧洲文学史》, 但在范围和内容上则大大地突破了“欧洲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 把美国文学和亚非文学也包括了进来, 这样便提供给我们一个整体的世界文学的概貌。其二是地区、国别文学史及断代文学史的研究也取得了新的进展。陶德臻主编的《东方文学简史》和赵德明等编著的《拉丁美洲文学史》不仅填补了这两个领域研究的空白, 同时也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基础。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 王佐良主持编撰的五卷本《英国文学史》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六五”“七五”规划的重点项目, 达到了中国学者研究英国文学史的最高水平。特别值得在此提及的是, 王佐良在该卷中还专门写了一章“英国文学与世界文学”, “这应该说是中国学者从世界文学的视角来考察英国文学的首次尝试” (王宁2016:16) 。在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界, 也只有佛克马等人发表了一些论文讨论世界文学现象, 关于世界文学的讨论远远没有成为一个热门的前沿理论话题, 无论是现在当红的大卫·达姆罗什还是佛朗哥·莫雷蒂的著述那时都还未问世, 更不用说在中国学界讨论世界文学问题了。而王佐良则以其理论的前瞻性和宏阔的比较文学视野写下了这一具有很高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的专章, 可以说是代表中国学界对世界文学问题的研究贡献了独特的研究成果。  

  (三) 文学理论批评的日益活跃。  

  虽然“文革”前已经出版了一些研究世界文学的理论批评文集, 但系统研究的专著并未出现。伍蠡甫的《欧洲文论简史》和孙津的《西方文艺理论简史》作为这一领域的“拓荒之作”, 其意义和价值是不容忽视的。作为20世纪西方文论评介的成果, 张隆溪的《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述评》虽然篇幅不大, 但却及时地向国内学界介绍了自俄国形式主义以来的西方各种新的文学理论批评流派和思潮, 令当时的国内读者耳目一新。而其后出版的篇幅较大的由胡经之和张首映合著的《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则做了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讨论。但总的来说, 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评介研究还远远不够, 仍有许多工作等着新一代学者去做。  

  (四) 对世界文学理念的关注和对国际性的世界文学讨论的积极参与。  

  这显然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以及中国自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对世界的更加开放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我将在本文最后一部分较为详细地加以阐述。  

  三、新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研究  

  如果说, 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后进入中国的思想文化界, 并对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那么至今也已有了百年的历史。在这百年的风风雨雨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过了坎坷的道路, 有过种种迂回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复杂多变的经历。在建国前, 中国的文艺理论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接受是很不全面的, 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功利性。建国后, 马克思主义虽然在中国的思想界和文艺界占据了主导地位, 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不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因此, 必须承认,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艺术之关系的研究仍然是远远不够的,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世界文学研究之关系的考察就更加不够了。  

  国际文学理论界和比较文学界近20年来对世界文学现象的关注并非偶然, 而是受到特定的文学和文化氛围的影响。在一个越来越具有“全球化”特征的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都或主动或被动地与这个世界连接为一体:互联网和智能手机可以在瞬间就使我们得以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学术同行切磋联系,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的往来和微信的交流就可以进行深度的学术理论对话, 我们的对话成果有机会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正如已故荷兰学者、比较文学理论家杜威·佛克马所注意到的, 当我们谈到世界文学时, 我们通常采取两种不同的态度:文化相对主义和文化普遍主义。前者强调的是不同的民族文学所具有的平等价值, 后者则更为强调其普遍的共同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标准, 这一点尤其体现于“通过翻译来编辑文学作品选的工作” (Fokkema 2007:1290) 。他的理论前瞻性已经为今天的国际比较文学界对全球化现象的关注所证实。而大卫·达姆罗什的《什么是世界文学?》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则把世界文学界定为一种文学生产、出版和流通的范畴, 而不只是把这一术语用于价值评估的目的。他的另一本普及读物《如何阅读世界文学》 (How to Read World Literature) 中, 更是通过具体的例证说明, 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的作品是如何通过翻译的中介旅行到世界各地进而成为世界文学的 (Damrosch 65) 。在我看来, 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正是通过不同的语言来表达的, 因此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一个复数的形式。也就是说, 我们应该有两种形式的世界文学:作为总体的世界文学 (world literature) , 和具体的世界各国的文学 (world literatures) 。前者指评价文学所具有的世界性意义的最高水平的普遍准则, 后者则指世界各国文学的不同表现和再现形式, 包括翻译和接受的形式。 (1)  

  由此可见, 中国的世界文学学者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引进西方的理论概念并在中文语境下进行批评性讨论的层次, 而更是带有积极主动的意识与国际主流的理论家和学者进行直接的对话和讨论,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这方面, 自本世纪初以来, 国内期刊如《文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等发表了许多中国学者撰写的讨论世界文学问题的论文。另一方面, 中国学者, 包括我本人在内, 也积极地跻身国际学者的讨论, 并在一些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数量可观的论文, 为世界文学的重新绘图提供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 (2) 这些都标志着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已开始与国际接轨, 并呈一种同步的状态。如果说, 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话, 那么中国的文学理论批评也应该是世界文学理论批评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既然中国的一些作家能够以其创作出的作品影响西方一代文豪歌德, 使其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进行理论阐述, 中国的文学理论家和学者为什么就不能以中国文学创作及理论批评经验来影响当代国际学界的文论大家呢?在这方面, 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者应当再度充当国际文学理论对话和批评性讨论的先锋。  

  总之, 马克思主义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 以至于东西方的学者在今天的全球化语境下研究世界文学也不得不提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作出的贡献, 尤其是《共产党宣言》对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的预示。作为中国学者, 我们不仅要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世界文学研究的指导和启迪, 更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提出中国的世界文学理念以及版本, 从而在国际性的世界文学研究中发出中国的声音, 提出中国的智慧和绘图方案, 并丰富世界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参考文献及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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