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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从《资本论》哲学研究谈起
2019年10月16日 08:11 来源:《哲学动态》2019年第1期 作者:仰海峰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

  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整合出发来研究《资本论》,这是当前《资本论》研究的一个重要进展,要真正做到这一点,需要从认知型上来理解这些不同学科的内在联系,展现《资本论》哲学的构架。《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与《资本论》具有不同的认知型,前者以劳动本体论为主导,后者以资本逻辑为主导;对这两种认知型进行区分,方能看清当代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者在理论上的错位。今天研究《资本论》,更要研究《资本论》出版之后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以这一变迁为基础的理论逻辑变迁,从而在新的语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

  关键词:

  认知型/生产逻辑/劳动本体论/资本逻辑/结构化

  作者简介:

  仰海峰,北京大学哲学系。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重大基础理论问题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问题研究”(16AZX002)的阶段性成果。

 

  在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历程中,伴随新语境的不断涌现,哲学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日益增强。在每一次重要的理论推进中,马克思的一些经典文本,就会处于新的思想视野中。《资本论》无疑是近年来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的热点文本,探讨《资本论》的哲学思想,也成为近年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在以往的研究中,学界的关注点主要在于:一是从生产逻辑出发对《资本论》进行求证式的研究,将《资本论》看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应用与证明;二是对《资本论》的创作史进行研究,去体会马克思的创作过程及其思想发展过程;三是与黑格尔的哲学进行比较,去理解《资本论》中的辩证法;四是从一些不同的视角,如政治哲学、经济哲学、生态哲学等视角进行专门研究,等等。这些研究无疑都影响到当前对《资本论》哲学的探讨。但需要注意的是,当下的研究在关注到上述各方面的同时,更深切的诉求在于探索《资本论》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哲学的新的理论构架,从而打开马克思思想的新空间。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一研究,还需要对相关问题作更深入的讨论,以便透过《资本论》的文本,去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深层结构,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

  一、跨学科研究与认知型

  学术界当今对《资本论》哲学的重新探讨,一开始就秉持着一种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也就是说,研究者不再像过去所做的那样,简单地从哲学来讨论哲学,从而将《资本论》的思想分解为不同学科所对应的议题;而是强调从哲学、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的融合处去理解《资本论》,进行一种跨学科研究。相较于过去的单一视角,这种跨学科的方式更能展现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构架。

  实际上,不只是对《资本论》的研究,甚而对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性思考,都不可能离开跨学科整合这一方法自觉。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中,特别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之后,马克思就全面地展开了与不同学科的思想成果进行对话与整合。比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开始将哲学研究与当时德国的共产主义思潮联系起来,针对当时德国社会变革中的共产主义思潮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反思。在当时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对于德国哲学与共产主义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理解,如魏特林认为,德国的哲学除了制造概念式的混乱之外,没有产生任何东西,并以此反对将共产主义看作是德国哲学造就的说法①。与之不同的是,赫斯则强调需要将法国的社会主义置于德国哲学的基础之上,他认为康德的实践哲学可以起到这一奠基作用。“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在德国对于旧的社会组织还理应有一个康德,正如在思想方面它曾经有一个康德那样。”②

  虽然马克思一开始并不太关注德国的共产主义思潮,但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我们已经能看到马克思将哲学与共产主义结合起来的思路。这种结合体现在:一方面,把共产主义的解放置于人的类本质的基础上,这是对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的强调,当然这是以费尔巴哈、赫斯为中介的。另一方面,把共产主义者所强调的自由与和谐,上升为哲学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和人的本质的实现。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认为,“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③。虽然在马克思那里,这还只是哲学与共产主义思潮的初次结合,但这一结合实际上已经改变了哲学本身的方向,即哲学不再只是一种理性的沉思,哲学本身存在着实现自己的问题。我们看到,这个主题后来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④中得到了更为明晰的强调。问题在于,哲学的实现,要有实现者,这个实现者是谁?马克思虽然此时提出了“无产阶级”这一概念,但这个概念还是非常抽象的。何谓无产阶级?他为何会成为解放者?这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深入研究。

  如果无产阶级是现实中的阶级,那么这就是市民社会中的阶级,要理解这一阶级的现实存在状态,就需要研究市民社会;进而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要分析市民社会,就需要深入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与批判之中。这个过程最初是在《巴黎手稿》中实现的,集中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1844年手稿》)中。

  虽然《1844年手稿》有着非常丰富的哲学内容及其哲学意义,但这一文本最为根本的意义在于第一次实现了对哲学、政治经济学与共产主义思潮的跨学科整合。我们这里需要进一步提出的问题在于:这种跨学科是何以可能的?如何避免跨学科成为几种学科的外在相加?按照笔者的理解,跨学科研究要想避免这一困境,就要看到这些学科背后存在的认知型;学科整合只有在认知型层面才是可能的。

  “认知型”这一范畴借自于福柯。在《词与物》中,福柯曾用认知型的变化来讨论文艺复兴以来西方思想的变迁。“我设法阐明的是认识论领域,是认知型(I'éistémè),在其中,撇开所有参照了其理性价值或客观形式的标准而被思考的知识,而是它的可能性状况的历史;照此叙述,应该显现的是知识空间的那些构型,它们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经验知识。”⑤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虽然各种知识形态不一,但它们可能分享共同的母体,即认知型。因此,认知型构成了知识得以生产的思想基础。同样,也只有理解了各种知识背后的认知型,才可能从认知型出发来面对不同的知识。福柯认为,西方近代以来发生了两次重要的认知型间断,第一次发生于17世纪中叶,开创了古典时代;第二次发生于19世纪初,标志着现代性的开始。这里以第一次间断为例来作一简单的说明。

  福柯认为,在第一次间断中,西方的认知型发生了从“相似性”向“表象”的转变。“相似性”并不意味着事物在外表的相象和形似,而是一种对事物关系的归结方式,以一种方式来展现事物之间的联系和秩序。就“相似性”认知型来说,其内在的构成体现在适合、仿效、类推和交感这四个方面。“适合”是对在空间场所中邻近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的理解,这是事物之间的一种连接关系。“仿效”则“是一种不受位置律束缚的‘契合’,并能够静止地在远处起作用”⑥,它类似于一种镜像关系,存在着某种映像和镜子,使得散布在世界上的物借以能成为彼此应答的工具。“类推”所处理的相似性并不是事物之间那种可见的实体的相似性,而是将相似性变成世界的内在关系。“交感”则是一种运动性原则,通过外在的和可见的运动使事物间相互吸引,也可通过内在的隐蔽的运动从事物中得到性质的置换。“相似性”是16世纪占主导地位的认知型。

  但这一认知型在17世纪中叶被“表象”的认知型所替代,从而进入以“理性主义”为主导的古典时代。在这一新的构型中:第一,分析取代了类推;第二,每个相似性都经受比较的证明,只有存在差异时,才能接受同一;第三,无限性被列举所替代,虽然相似性体系的可能性可受到证明,但从来都不是确实的;第四,精神的活动不再是使事物相互接近,而是在于识别,确立事物的本性,以及一个系列中所有连续程度的关联的必然性;第五,认识就是识别,导致历史与科学相分离。如果说在“相似性”认知型中,世界是平铺直叙中的世界,那么,在古典时代,世界则变成了有表象与本质区别的世界,这是一种深度模式的建构。这两种不同的认知型,造就了两个不同时代的知识体系和感知方式。

  回到马克思思想的跨学科研究,如果我们不能在认知型的意义上看清各学科间的联系,这种跨学科就会变成不同学科的外在联系,或者变成简单的比较。以《1844年手稿》为例,马克思当时是以人的“类本质”作为归结不同学科的核心概念的。比如在谈到财富时,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实际上是将财富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这一对象化的活动就是劳动,因此财富从根本上说是人的内在性的外在表现。“十分明显,只有把劳动视为自己的原则——亚当·斯密——,也就是说,不再认为私有财产仅仅是人之外的一种状态的国民经济学,只有这种国民经济学才应该被看成私有财产的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这种国民经济学是私有财产的在意识中自为地形成的独立运动,是现代工业本身),现代工业的产物;而另一方面,正是这种国民经济学促进并赞美了这种工业的能量和发展,使之变成意识的能量。”⑦这是对国民经济学的看法。问题是,这样一种认知模式,在其他知识中是否也会体现出来?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谈到斯密时,曾有个比喻,即把斯密看作经济学中的路德。马克思对此评论说:“那些认为私有财产对人来说仅仅是对象性的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拥护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因此,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正像路德认为宗教、信仰是外部世界的本质,因而起来反对天主教异教一样,正像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人的内在本质,从而扬弃了外在的宗教笃诚一样,正像他把僧侣移入世俗人心中,因而否定了在世俗人之外存在的僧侣一样,由于人本身被设定为私有财产的规定……人之外存在的并且不依赖于人的——也就是只应以外在方式来保存和维护的——财富被扬弃了。换言之,财富的这种外在的、无思想的对象性就被扬弃了。”⑧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路德与斯密置于同一个认知型层面,但两者的知识领域相距甚远。这是一个以人的类本质为内核的认知型。

  在论及共产主义时,马克思区分了粗陋的共产主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以及他所主张的共产主义。其实,粗陋的共产主义是人的主体性尚未出现的共产主义;现代政治意义上的共产主义虽然还处于人的异化状态中,但已经是以人的本质力量为参照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所拥护和主张的共产主义,则是人的类本质得到充分实现的共产主义。这一认识型与政治经济学、路德的宗教改革处于同一层面。从这一认识型出发,马克思对英、法、德三国的政治理论基础进行了讨论:“平等不过是德国人所说的自我=自我译成法国的形式即政治的形式。平等,作为共产主义的基础,是共产主义的政治的论据。这同德国人借助于把人理解为普遍的自我意识来论证共产主义,是一回事。不言而喻,异化的扬弃总是从作为统治力量的异化形式出发:在德国是自我意识;在法国是平等,因为这是政治;在英国是现实的、物质的、仅仅以自身来衡量自身的实际需要。”⑨只有到这个层面,马克思才能从根基处实现哲学、政治经济学、共产主义思潮的整合。

  面对《资本论》,同样需要在这样的层面去实现跨学科研究,展现马克思在这一文本中的认知型。与此相关的问题在于:《资本论》的认知型与之前的文本中所呈现的认知型有没有变化?如果有,这两种认知型有什么样的区别与联系?这既需要对马克思的思想进程进行深层研究,也需要对他所考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认知型的探讨;只有在这个层面,我们才能更好地把握《资本论》的思想及其哲学意义。

作者简介

姓名:仰海峰 工作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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