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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化”的世界寻求合作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种转型社会学认识
2019年09月22日 08:04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18年第5期 作者:李友梅 汪丹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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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当今世界面临着文明破裂和深度全球化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提出并正在推动世界共同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一个大“分化”的世界里寻求合作,这迫切需要人们洞察自身所处的人文世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杂性,以及能够协调差异、转化冲突、营造重叠共识并推进全球合作治理的能力与智慧。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可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中国智慧。

  关键词:分化的世界/全球合作治理/和而不同/各美其美/心态秩序

  作者简介:李友梅,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组织社会学,上海 200444;汪丹,上海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社会人类学,上海 20044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1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4CSH035)。

 

  中国正在推动世界共同迈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虽然其起点落在经济领域,但这个进程在要求中国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同时,必然也会要求中国相应地加快和深化政治体系、文化体系、社会体系等与经济体系密切相关的诸体系的改革。当今世界面临着文明共识的破裂和深度全球化①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必须严肃而深入地研究不同制度文化和不同观念文化间如何达成“共存的生态”和“共荣的心态”的重要问题,并向世界分析和诠释中国自身的新角色和中国所倡导的全局观,为世界提供理解“我在世界之中”的中国理解。本文将从“分化的世界”与多元现代性、“和而不同”“各美其美”②的心态秩序等方面,重点讨论中国社会系统现代化以及与此密切关联的社会体系和社会体制现代化的紧迫性,进而凸显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实践能够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的中国智慧。

  一、分化的世界何以“共存共享”

  近十多年以来,世界出现了纷繁复杂的大发展、大变革与大调整,由此带来的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非常突出——全球增长动力不足,贫富分化严重,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传染性疾病问题以及难民危机等威胁蔓延,人类正面临着诸多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当前,虽然全球治理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变革不断加速,世界各国相互联系与依存日益加深,人类生活被推向了日益蔓延且复杂交错的联系中。但是,在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这一目标上,人们能够从基于多种多样意图的手段中建构起来的共同行动仍然缺乏,同时在这个意义危机的时代,如何选择和确立价值体系关怀的最大可能性的共识都还远未达成。

  我们共生在一个超常“分化”的世界中,遭遇着人类社会严重的“失序”问题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共存”危机。众所周知,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持续深入,民族国家的经济边界日益弱化,互联网、新兴市场国家与全球市场正成为全球化的新动力,③但是,经济全球化与世界市场自发作用的矛盾正日益突出,彼此间的张力日渐增长和凸显。一方面,世界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协调世界市场“看不见的手”和各国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从而克服世界市场失灵的难题。另一方面,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全球仍有7亿多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这既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的直接挑战,也是一些国家(地区)社会和政局动荡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随着所谓个体化进程席卷全球,不仅形成了“个体化的社会”,包括中国在内,也出现了所谓的“无公德的个人”④,由此,人际关系的纽带和社会整合的基础似乎正遭遇到解构和销蚀,传统国家中的社群认同不断下降。此外,更为复杂和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是,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运行机制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维系全球地位的方式方法变得模糊不清,而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完全走完传统工业化进程,但为了应对裂变的世界和新的游戏规则,不得不以极高的成本和极大的代价去加快结构转型升级,以至于其发展面临着脱离本国社会文化土壤和自身过去的实践经验不断失去意义的危险。

  当前全球化的趋势和逻辑正变得越来越不确定,既有在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质疑多边贸易体系、欧洲移民政策收紧的“逆全球化”现象下的“再全球化”,也有试图摆脱已有全球治理规则、朝着本国利益方向另立新规则的“各国为己”走出“传统结盟”格局的全球化。全球秩序出现新变化和新转折,为创新全球治理理念并重建全球治理秩序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在如此“变动中的当代”⑤,我们可以深切地意识到这样一种现实:本土治理转型越来越与全球治理相联系并相互嵌入,其中充满了新的复杂性和新的不确定性。而从转型社会学的视野来看,新的复杂性和新的不确定性的不断生成恰恰为我们提出了“分化世界中的共存”这一深刻的全球问题,也即多元现代性如何既保持自身“文化主体性”⑥又不失世界性,多元现代性间如何共生共存并能相互理解与相互欣赏的深刻问题。这不仅是影响到绝大多数人的问题,更是涉及基本文明格局与世道人心的大问题。为此,我们需要对当前深度全球化的特征及与之相关联的全球治理进行深刻洞察,并面向未来做出新的战略性判断。

  第一,世界范围内的核心命题从传统政治转向经济竞合,多种多样的以跨界互动为特征的社会性异质区域快速形成,而与之相关的治理机制相对滞后。在此转向过程中,人类精神产品特殊状态的欧洲理论或者说美国式全球化日益成为人们心目中抽象的“普遍性”的价值。由此形成了影响广泛的“欧洲中心主义式”或“霸权式”的思维方式,导致人类社会一面对世界性难题和挑战时,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崛起时,就容易陷入一地霸权取代另一地霸权的思维陷阱之中。

  第二,全球资本与全球社会的对抗,⑦不仅导致全球民粹主义、草根政治与全球精英阶层的对抗,也使得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社会动员得以可能,而应对此问题的全球治理的制度性公共品却严重滞后与稀缺。换言之,在当今市场竞争与资本流动已经全球化,但对经济运作过程的宏观调节却仍主要局限在各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时代,如何既确保本民族国家的经济效率、生存与竞争能力,⑧又能够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在全球范围内实现财富资源的再分配,从而有效缓解世界范围内的财富不平等问题,就显得越发重要。这就需要在全球治理的范围内不断加大全球制度性公共产品的合理有效供给。

  第三,更为紧迫的是,全球已经进入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风险社会”的深水区,以新技术革命掀起并日益凸显的人性、道德、伦理危机,正在改变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与规则,人类社会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正在被系统化地重构,全球治理加剧转化为“全球风险社会”⑨治理。全球社会对被资本、技术以及各种未知的、意外的后果所主导的人类未来仍然不能获得比较清晰的方向和想象,这种无法预期甚至难以觉察到的“全球性风险”与颠覆性威胁,正在导致全球普遍的焦虑情绪。

  建立在上述判断之上,置身于深度全球化背景之中,我们或将意识到当代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严峻的“共存”危机。这种“共存”危机,不仅表现为世界范围内从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到风险分配的不平等⑩所引发的持续的地方社会变革与重组的危机,还表现为深陷于全球现代性的危机及多元化价值的冲突与协调困境。当前,各国及地区与世界的诸多要素不断地被卷入相互适应、相互影响、相互改变的过程,意味着不同国家及地区间千丝万缕的勾连并充满不确定性的变革,都将对地方社会和全球社会惯有的向心力和运行机制产生重要影响。这也势必进一步要求各国、区域与全球社会治理转型跳出传统思维框架,在理论、伦理、秩序和机制等方面寻求新的合作。

  不得不承认,在一个大“分化”的世界里寻求合作,是应对和解决当代人类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面临的各种困境问题的核心,其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凭借综合国力优势,西方国家一直被当作全球治理规则的制定者,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实践社会治理的榜样。然而,近年来西方国家治理危机加深,其制度合法性和权威性也日渐下降。与之相应,在全球正义不断被提出的今天,更多发展中国家应被赋予参与全球治理的权利,推动建立更民主、公平、合理的世界秩序。(11)由此,当前人们迫切需要寻找多元价值、多元文化、多元社会共生共存的办法。多元共生共存的理想图景,是人的社会文化生活与自然相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联系达致和谐的境界。要迈向这样一种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共同体”境界,不仅需要人们洞察自身所处的人文世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复杂性,而且需要能够协调差异、转化冲突、营造重叠共识(12)并推进全球合作治理的策略能力与大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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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李友梅 汪丹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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