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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思想史料整理与研究
2019年10月31日 14:43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4期 作者:宋月红 字号
关键词: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内容摘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关于党史国史的历史性文献。党在历史决议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在党史国史问题上统一了全党思想。

关键词: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作者简介:

  摘  要:《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关于党史国史的历史性文献。党在历史决议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拨乱反正,在党史国史问题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历史决议的酝酿、发起、起草与通过,以及在起草过程中的民主讨论,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史料分布集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对此进行系统地整理与研究,不仅要深入发掘,而且要历史地探析史料的产生、史料的内容及其相互关系,以进一步廓清起草历史决议的思想发展史的脉络,还历史本源。

  关 键 词:邓小平/陈云/胡乔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作者简介: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理论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或“决议”),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回顾党成立以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历史进程与经验教训,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完成拨乱反正,并发挥了统一全党对党史国史的认识、团结一致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重要历史作用。就党史国史研究而言,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形成的一系列关于党史国史的认识论与方法论,推动了党史国史研究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兴起与发展。其中,关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也逐渐发展成为党史国史研究中具有“显学”性的专题研究领域。

  第二个历史决议自通过并发表以来,有关史料特别是文献档案和回忆性著述的整理与研究,尤其是《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陈云文选》第三卷、《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思想年谱》《邓小平思想年编》和《陈云年谱(1905—1995)》,以及《胡乔木文集》第二卷、《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和《胡乔木书信集》等的出版,为廓清决议酝酿、发起、起草和通过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根据,主要表现为主持和参与决议起草者的思想史料、决议文本史料等,并形成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的基本格局与主体面貌。酝酿、发起和起草决议的基本立场、指导原则与方法及其形成和贯彻,以及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认识及其形成和发展,构成起草决议的思想发展史的基本脉络与内涵。然而,相对于决议起草工作的长时段和复杂性来说,有关史料特别是思想史料的整理仍显大略,有的还是空白;档案文献有待进一步发掘;已有研究中也存在史料使用重复、矛盾或错讹之处,一些史实需要新的史料佐证。本文试图系统地整理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辨析史料之间的联系,以进一步厘清起草决议的若干思想认识的形成与发展。

  一、关于邓小平酝酿、发起和主持决议起草工作的思想史料

  在关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研究中,主持、指导和参与起草者与决议之间的历史关系受到普遍重视,研究成果也愈来愈丰富,由此邓小平、陈云和胡乔木等在起草决议中的地位与作用也日益清晰。其中,关于邓小平与决议的关系问题,现存有三种基本观点:一是邓小平主持起草决议①。与之相一致,有观点还认为,邓小平是决议的总体设计者和直接主持者②。二是决议是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③。三是邓小平、胡耀邦主持决议起草工作④。其中,有观点进一步强调,胡耀邦自始至终参与主持了决议的起草和发表,“因为没有公布有关档案资料,人们还知之甚少”⑤。这些观点虽然存在一定差异,主要是认识问题的角度、反映决议起草工作的重点有所不同,但没有实质性矛盾。其中,邓小平与陈云的合作主要表现在指导决议起草的思想上的一致和互补。邓小平在决议起草中举足轻重,处于思想指导和工作主持的地位。

  (一)酝酿、发起决议起草工作

  从粉碎“四人帮”到叶剑英代表党中央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是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酝酿、发起阶段。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穿其中的就是要完整、准确地认识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

  在这一阶段,关于邓小平在毛泽东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这一关键问题上的思想史料,参加决议起草工作的龚育之在1981年7月青岛市领导干部会上作的学习决议报告中,列举了邓小平的8次书信、谈话和讲话⑥。这是在《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⑦、《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⑧和《邓小平思想年谱》等出版之前的一种概括。其依次是:(1)1977年4月10日致党中央的信,中共中央予以转发。(2)1977年7月21日在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3)1977年8月18日在党的十一大上作的闭幕词。(4)1978年6月2日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5)1978年11月27日同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的谈话。(6)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和会上的讲话,其讲话精神被吸收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的公报中。(7)1979年3月3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8)1979年9月4日对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意见。其中,上述(2)、(4)和(7)分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从上述史料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思想认识,从酝酿起草决议起,就主要围绕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和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而展开。

  随着《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和《邓小平思想年谱》等的出版,龚育之循着上述思路,在决议发表20周年之际的访谈录中又补充了邓小平有关谈话、讲话共8次⑨:(1)1977年5月24日同中央两位负责人的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2)1977年9月19日同教育部主要负责人就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的谈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3)1978年5月30日同胡乔木等就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内容的谈话。《邓小平思想年谱》收录了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⑩。(4)1978年7月21日同中宣部负责人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11)。《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于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5)1978年7月22日同胡耀邦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谈话,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12)。(6)1978年8月19日同文化部负责人就理论问题的谈话(13)。(7)1978年9月13日至20日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几个地方和天津讲思想路线和高举旗帜问题,其中在长春听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的讲话,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8)1978年10月14日在听取解放军总政治部负责人汇报时就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谈话(14)。

  根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邓小平思想年谱》《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笔者认为,还应在此基础上补充如下内容:(1)1977年10月15日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时的谈话,指出“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5)。这是邓小平对外国人谈毛泽东思想中比较早和有代表性的一次谈话。(2)1978年10月3日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的谈话,指出“要把领袖变成人,不要把领袖变成神。按照不正常的方法去做,就会损害毛主席的形象”(16)。(3)1978年11月25日同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映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情况时的讲话,指出“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17)。(4)1978年11月27日在同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组召集人汇报时的插话,指出“毛主席的伟大功勋是不可磨灭的”(18)。(5)1978年11月29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七次访华团时的谈话(19)。(6)1979年1月24日在会见美国时代出版公司总编辑多诺万和《时代》杂志驻香港分社社长克拉克时就“非毛化”问题的谈话(20)。(7)1979年3月16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情况报告会上就“维护毛主席这面伟大旗帜”的讲话(21)。(8)1979年3月27日同胡耀邦、胡乔木等就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稿的谈话,提出“四个坚持”的思想(22)。(9)1979年7月29日在青岛接见出席海军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就思想路线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讲话(23)。邓小平在这些谈话和讲话中,结合当时的思想实际,不仅阐述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而且初步概括了在后来的决议中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不仅如此,在这一阶段,邓小平对于党史国史问题,特别是对待这些历史问题的立场和原则的论述,提出了需要总结建国以来历史经验教训的任务,并与其关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一起,成为指导决议起草的思想认识来源与基础。但对于这些论述,在决议研究中运用得还比较薄弱。从史料来说,主要有以下5则文献史料可资依据。

  其一,解决历史问题要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1978年11月25日,邓小平在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中共北京市委和团中央几位负责人汇报时,就历史问题指出,有些历史问题要解决,不解决就会使很多人背包袱,不能轻装前进。有些历史问题,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不能勉强去解决。有些事件我们这一代人解决不了的,让下一代人去解决,时间越远越看得清楚。有些问题可以讲清楚,有些问题一下子不容易讲清楚,硬要去扯,分散党和人民的注意力,不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24)

  其二,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1978年12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部分解放军大军区司令员和省委第一书记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问题只能搞粗,不能搞细。一搞细就要延长时间,这就不利。要以大局为重。(25)

  其三,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功绩和评价“文化大革命”。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怎样处理历史遗留问题时强调,要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儿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吸纳了邓小平关于“文化大革命”问题处理的思想。(26)

  其四,否定毛泽东,就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段历史。1979年3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对越自卫反击情况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否定毛主席,就是否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否定了整个这一段历史。所以,有好多问题应该从大局着眼,不能搞得太细。现在的关键是安定团结。处理遗留问题,为的是集中力量向前看。像评价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问题,可以暂时放下。”(27)

  以上4则文献史料表明,邓小平在认识和处理历史问题上,注重科学性与政治性的统一,并初步提出了后来在决议起草中所坚持的“宜粗不宜细”的基本原则。但他这时还没有要发起对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作决议的思想,认为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必匆忙去做”。邓小平在这一问题上的思想转变,发生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之际。

  其五,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新中国30年的历史衔接起来。1979年9月4日,邓小平对修改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稿提出意见,指出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讲话。要使人看了这个讲话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的党和人民现在是真正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泽东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28)在9月29日的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作的这个讲话,对建国30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历史给予了“初步的基本估价”,同时指出“应当在适当的时候,经过专门的会议,作出正式的总结”(29)。当天,邓小平还在国务院办公室为参加国庆30周年活动的华侨、华人、台港澳同胞和知名人士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三十年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值得我们总结的。”(30)这就是后来决议所要完成的使命。国庆30周年之后,起草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工作提上日程。这一工作由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领导。

  (二)决策和指导决议起草工作

  关于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的决策和指导,《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了他自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对决议稿起草和修改意见一系列谈话、讲话中9次的节录(31)。概括起来就是:(1)1980年3月19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决议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谈话。(2)1980年4月1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和决议框架的谈话。(3)1980年6月27日同胡耀邦、赵紫阳、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就重点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正确的东西是什么的谈话。(4)1980年1O月25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就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四年这段“势必要写”和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的谈话。(5)1981年3月18日同邓力群、吴冷西就社会主义改造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和写“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概括的谈话。(6)1981年3月26日同邓力群就赞成陈云关于加写建国前28年历史和提倡学习的谈话。(7)1981年4月7日同胡乔木、邓力群就如何处理“四千人大讨论”中意见的谈话。(8)1981年5月19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决议正确处理“四个问题”的讲话。(9)1981年6月22日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期间关于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的评价的讲话。从这些谈话和讲话来说,邓小平为决议的起草工作确定了指导思想与原则,指明了决议处理和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方向,在决议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中,除了以《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为题收入了9次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外,单列的还有如下3次:一是1980年8月1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问题的讲话,指出对毛泽东思想要作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的功过要作全面的评价。二是1980年8月21日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指出尽管毛泽东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三是1980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发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指出毛泽东的功劳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个估计是合乎实际的,决不能加以怀疑和否定。毛泽东的错误,决不能归结为个人品质问题。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仍然是我们的指导思想,必须结合实际加以坚持和发展,并理直气壮地进行宣传,不允许怠工。应当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这样可以避免许多混乱。当然,这不是说毛泽东晚年没有发表过正确的意见。因此,如果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的基础上加上上述3次,邓小平关于指导决议起草工作的谈话和讲话就有了12次之多。

  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出版以来,陈东林、程中原先后发表了《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32)和《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33)。陈文认为,邓小平在主持起草决议过程中,共作了13次专门的重要谈话和讲话,包括《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的9次。那么,另外4次是什么呢?陈文并没有一一列举,但其所列举的谈话和讲话中有3次没有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一是在1980年8月10日的谈话中说,有些人担心将来有人要翻案,无非是翻毛主席的案,只要我们把主席的功劳讲够了,讲得合乎事实,我看翻也不容易翻。二是1981年3月9日谈话重申:现在稿子的调门不对头,好像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别人都对。总的说来,我们犯错误还是由于没有经验,大家都有责任。中心问题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此次是同邓力群等的谈话,在《邓小平年谱》中有所记述。(34)三是1981年3月针对仍有个别人坚持自己在“四千人大讨论”时的意见的情况说:有的同志不高兴,想不通,对这样一些意见我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坚定不移地按原来的设想改好决议。这样一来,加上《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入的12次讲话,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的次数增加到了15次。

  程文也认为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有“十多次”,并记述了邓小平在起草决议进程中关键时刻的10次谈话和讲话。其中,与《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相重复者7次,补充了如下3次:一是1979年10月同胡耀邦、姚依林、邓力群谈话。他说,起草建国以来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现在着手,明年底六中全会讨论通过。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二是1981年3月9日同邓力群谈话。三是1981年6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闭幕会上的讲话。由于其中的第二条与陈文的列举重复;第三条已不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而是在决议通过之后,也就是说,程文实际上新补充了1次。这样,从1979年10月至1981年6月27日决议通过,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和讲话由前面的15次加上这里的1次,累积达到了16次。

  不仅如此,根据《邓小平思想年编》,邓小平关于决议起草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谈话和讲话,还应补充如下11则史料(35)。(1)1980年2月5日同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修改党章“总纲”要“写上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指出:作为一种科学的语言,马克思主义是可以包括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但如果我们的党章中只提马克思主义,不提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际上就会有人说我们党的性质变了,国内就牵涉到一个毛泽东思想的问题。(2)1980年2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集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各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讲话。邓小平就为刘少奇平反的决议要不要写他也犯过错误的问题指出,实事求是可不容易。刘少奇与一般人不同,在给他作的平反决议中如果没有这样的内容,会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所有错误都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这不是事实。总要承认他也有错误就是了。这也是个党风问题。(3)1980年2月29日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他指出,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4)1980年8月22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的讲话。他说,现在正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是把建国后30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5)1980年11月24日在会见西班牙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谈话。他就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6)1980年11月26日在宴请罗马尼亚政府总理维尔德茨时的谈话。他就决议起草工作说,决议要对31年的历史做个总结,不走这一步不行。许多人,特别是青年人,看“文化大革命”那一段多一些,而没有看到整个历史;看了10年,而没有看到整个59年的党史,没有看到毛泽东的整个贡献。这涉及对毛泽东的一生如何评价问题,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7)1981年1月16日在会见日本众议院副议长冈田春夫时的谈话。他就新中国31年的历史指出,国际、国内都把这31年的成绩估计低了。总的来说,31年中,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成绩不少,虽然也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一片漆黑。总结历史要把这个体现出来。(8)1981年1月2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斯特里特时的谈话。他就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指出,我们没有搞“非毛化”,而是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历史形成的,这个财富不能丢。我们要写个文件,主要是总结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肯定要坚持毛泽东思想,肯定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错误是第二位。(9)1981年3月24日在会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时的谈话。他就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问题指出,如果真搞“非毛化”,那就要犯历史性的错误。毛泽东的一生,成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在后期确实有不少错误,特别在“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各个方面,目的还是要坚持毛泽东思想。(10)1981年4月18日同金日成的两次会谈(36)。他就毛泽东、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再次指出,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11)1981年5月15日在会见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时的谈话。他就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进一步指出,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一件重要的事情,这个问题弄清楚,对我们以后的发展,怎样搞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很有关系。

  另外,《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刊发的《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1980年9月—1981年4月)》中,新披露了一条关于毛泽东思想评价问题的谈话,即1980年9月14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公明党第九次访华团时的谈话,题为《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的功过,坚持毛泽东思想》。他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集体的创造,内容也是很广泛的,但不包括毛泽东错误的地方。在实事求是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基础上坚持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思想,主题鲜明,一以贯之。他在阐述决议的中心任务和总的原则时指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是“最核心的一条”,并强调“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因此,要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用比较概括的语言写出来”。当时,在这一方面,现实地存在一些错误倾向和意见,如何面对和处理,更显示出邓小平的坚定立场。他说:“要硬着头皮顶住。”对于写不写、怎么写毛泽东功过的评价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指出:“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把决议是否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决议起草成功与否的标准。当决议起草稿没有很好地体现和达到这一标准时,他要求“要重新来”。1981年5月19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概括决议需要解决四个基本问题,其中两个是中心问题: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建国32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10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第三个问题是这些错误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还是“别人也有点份”;第四个问题是毛泽东犯错误的性质问题。邓小平在后两个问题中指出:“这个决议稿中多处提到我们党中央要承担责任,别的同志要承担点责任,恐怕这比较合乎实际”,毛泽东犯了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决议起草工作之所以能够成功完成,关键之处也在于此。在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邓小平对当时决议稿的评价是:“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现在这个稿子是个好稿子”,因为这个稿子能够实现“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的要求。其中,他强调:“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决议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也就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最主要的主持者,是决议的主要发起者、设计者和决策者,指导了决议起草的整个过程,并在决议起草的重要关头起了关键作用。以上这些史料只是目前已知的谈话和讲话记载,随着文献档案资料的进一步整理,还将会有所增加。尽管如此,这些谈话和讲话业已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邓小平关于决议起草的基本思想。

  二、关于陈云指导决议起草工作的思想史料

  陈云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对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工作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陈云除参加有关会议讨论、党内“四千人大谈论”,以及征求意见外,主要是通过同有关人员谈话,提出对决议起草的意见和建议。陈群、孙东升在《陈云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37)一文中,统计陈云的有关谈话主要有8次,依次为:1980年六七月间同胡乔木的谈话、1980年11月上旬同胡乔木的2次谈话、1981年3月同邓力群的4次谈话、1981年3月24日同邓小平的谈话。

  其中,关于陈云的第一次谈话内容,胡乔木在1980年7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决议时的发言中,以一个自然段作了强调。他说:“陈云同志讲,一定要在我们这一代人还在的时候,把毛主席的功过敲定,一锤子敲定。一点一点讲清楚。这样,党的思想才会统一,人民的思想才会统一。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将来就可能出赫鲁晓夫,把毛主席真正打倒,不但会把毛主席否定,而且会把我们这些作含糊笼统决议的人加以否定。因此,必须对这个问题讲得很透彻。”(38)这是胡乔木对陈云同其谈话精神的转述。

  关于陈云的第二、三次谈话,根据《陈云年谱》载,1980年11月上旬,也就是在决议的“四千人大讨论”期间,陈云先后两次同胡乔木谈决议起草问题。其主要谈的是关于毛泽东的错误及其责任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关于毛泽东的错误问题,着重写他的破坏民主集中制,其他的可以少写;整个党中央是否可以说,毛泽东的责任是主要的,党中央作为一个教训来说,有责任,没有坚决斗争;毛泽东的错误,地方有些人,有相当大的责任。(39)之后,胡乔木在1980年11月12日同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中,传达了陈云的这些意见(40)。

  邓小平看望陈云时的谈话发生在1981年3月24日。此前的3月18日,邓力群在同吴冷西一起向邓小平汇报胡乔木关于决议修改意见的同时,转述了胡耀邦关于决议稿写出来后,多听听老同志意见的建议。对此,邓小平说:“这很对,我赞成。”(41)邓小平看望陈云,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根据《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和《邓小平年谱》载,当时陈云向邓小平提出了修改决议稿的两条意见,其中第一条就是专门加一篇话,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60年。邓小平认为陈云的这个意见很好,并在3月26日同邓力群的谈话中,请邓力群将陈云的这个意见转告起草小组。另一条则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42)

  陈云向邓小平提出的上述两条意见,也出现在了《陈云文选》所载的1981年3月陈云同邓力群的四次谈话中的两次之中(43)。其中,在同邓力群的第一次谈话中,陈云指出,一定要写准确建国以来32年中党的工作的错误,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他同意邓小平提出的“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指出要在这个原则下,是成绩就写成绩,是错误就写错误;是大错误就写大错误,是小错误就写小错误。要分别不同情况,把它“敲定”下来。这里所讲的主要是决议起草的原则性问题。在同邓力群的第二次谈话中,陈云要求决议贯彻邓小平关于“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一核心原则,并提出了决议起草的一个写作方法问题。他说:“要达到这个目的,使大家通过阅读《决议》很清楚地认识这个问题,就需要写上党成立以来六十年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贡献,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他建议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段落。之所以这样写,他认为,有了党的整个历史,解放前解放后的历史,把毛泽东在60年中间重要关头的作用写清楚,毛泽东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而且,说毛泽东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说毛泽东思想指引我们取得了胜利,就更能说服人了。陈云的这一建议为决议如何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写好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建党以来”的新思路。

  由上表明,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的建议,陈云既向邓小平当面提出过,也向邓力群当面说过,而且这两种情形是分别发生的。由于《陈云文选》《陈云年谱》没有明确记载陈云同邓力群谈话的具体日期,有关的研究著述也是一般地讲陈云当面同邓力群说过。这就在史实上留下一个认识盲点,即这两种情形发生的先后顺序问题。从时间上看,两种情形都发生在同年3月,而且应是很紧凑的。从内容上看,陈云在向邓小平谈关于修改决议问题时,不仅提出了上述建议,而且还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邓小平要邓力群将陈云的这些意见报告胡耀邦,并指出:“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提倡学习是陈云对决议起草的又一重要修改意见。但在陈云同邓力群的这次谈话中则没有此项内容。陈云的建议十分重要,特别是第一项建议,突破了决议所界定的“建国以来”32年历史的写作范围,而是要写建党以来60年历史。如果陈云首先向邓力群谈起过,按常理,邓力群必定会及时向邓小平、胡乔木等报告。然而,从现有材料看,事实则是邓小平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对陈云的建议作的转述。由此,或可以初步判断,陈云当面向邓小平提出决议修改意见在先,陈云之后在同邓力群的谈话中作了进一步强调和阐释。可资为证者,其一,在邓小平看望陈云的3月24日之前,3月7日、3月9日邓小平曾同邓力群谈话(44),3月18日邓力群等曾向邓小平汇报情况(45)。但在这些谈话和汇报中,都没有关于陈云建议的内容。其二,关于在决议中增加回顾建国以前28年历史这一写法的意义,陈云当面向邓力群讲的,除了邓小平的转述内容外,还增加了有利于有说服力地正确评价毛泽东功过的内容(46)。

  陈云在同邓力群的第三次谈话中,讲到了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的问题。他回忆了其在延安时期的学习情况,谈到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他认为,建国以后,我们一些工作发生失误,原因还是离开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要把《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和《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选编一下。还要选一些马恩列斯的著作。他还指出,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件事情现在要抓,以后也要抓,要一直抓下去。(47)从这次和上次的谈话内容可以看出,邓小平转述的陈云当面向他提出的修改决议的两条建议,在陈云同邓力群的谈话中是分作前后两次谈的。此外,陈云在这次谈话中还重点谈到了毛泽东的历史功绩。其中,从遵义会议到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培养了一代人;毛泽东正确处理西安事变,并制定了抗日战争期间我们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包括同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坚持独立自主立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云指出,毛泽东的一整套理论和政策,是总结错误教训得出来的,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泽东在党内的威望,是通过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建立起来的。老一代人拥护毛泽东是真心诚意的。

  陈云同邓力群第四次谈话的中心思想是,决议要写国际上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帮助。他回顾了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帮助、苏联在抗日战争期间对中国的援助,以及苏联对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援助。他说:“这样一些问题,《决议》应该如实地按照事情本来面貌写上去。要通过对这些历史问题的论断,再一次说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公正的。”(48)

  陈云关于决议起草的意见和建议,根据《陈云年谱》,参考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所转引的邓力群1981年7月4日、6日、7日在中央党校传达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记录,还有另外两个情形。一是发生在1981年6月22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各小组召集人碰头会上。陈云出席了会议,并在会上插话表示赞成邓小平的讲话意见,即今后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陈云说:胡乔木是第一个主张用路线错误的,但他后来讲,“路线错误”历史上用惯了。“文化大革命”中用得就更滥了。因此,陈云赞成决议稿中不用“路线错误”的提法。二是发生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决议前夕的6月26日。根据程文,陈云当天审阅了起草小组修改后的决议稿,并评价说:改得很好,气势很壮。(49)

  陈云在思想上对决议起草有比较直接影响的,主要集中在怎样对待毛泽东的功过是非,如何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如何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等问题上。他同意邓小平为决议起草工作确立的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并探索在决议起草中贯彻这一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的内容与方法,为决议起草提供了历史的和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基础。

  陈云指导决议起草的一系列思想,既来自于他长期的革命实践活动和思想理论学习,又是与他的思想认识与方法一脉相承的,特别是他在改革开放初期思想发展的一种必然。1978年11月12日,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的发言中提出,中央需要考虑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历史遗留问题,并做出“实事求是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结论”(50)。陈云担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伊始,就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胜利了的执政党,是毛泽东领导党取得了伟大胜利(51)。1979年3月6日,陈云会见马来亚共产党总书记陈平,其中就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他谈到,“文化大革命”不能说毛泽东没有一点责任,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评价不会像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那样。在这个问题上,要平心静气,要掌握分寸,慎重考虑,不能感情用事。这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52)陈云在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之前的思想和实践,奠定了其指导决议起草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三、关于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

  胡乔木是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具体主持、全程参与了决议稿的写作、讨论和修改工作。关于他负责决议起草的思想史料,主要是他同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关于决议稿的说明和讲话、就决议起草工作的信函,以及回忆性史料等,承载了胡乔木在决议起草工作以及有关历史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一)同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

  同起草小组成员谈话,是胡乔木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重要方式。这些谈话包含了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设想与思路、对于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贯彻,以及对若干党史国史问题的认识和处理。他同起草小组成员的谈话,根据这一时期担任其秘书的黎虹记述,有33次长篇谈话(53);最后一任秘书邱敦红则记述有32次,记录稿约20多万字(54);《胡乔木传》编写组编辑的《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一书在注释中认为,胡乔木曾就决议涉及的多方面问题作过“三十多次谈话”(55);《胡乔木传》编写组的程中原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时所写的《邓小平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56)中,以及刘金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时所写的《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57)中,使用了“胡乔木关于《历史决议》的历次谈话记录(打字稿)”。其中,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谈话计14篇。这就是:(1)《起草〈历史决议〉的初步设想》(1979年12月13日);(2)《〈历史决议〉要注意写的两个问题》(1980年3月15日);(3)《〈历史决议〉要有一种理论的力量》(1980年5月16日);(4)《对一九五七年后几段历史的议论》(1980年5月24日);(5)《毛主席在追求一种社会主义》(1980年6月9日);(6)《毛主席打破了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1980年7月5日);(7)《共产国际犯了两个大错误》(1980年7月7日);(8)《关于民主和专政的问题》(1980年7月18日);(9)《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从历史到逻辑的总结》(1980年7月23日);(10)《毛泽东思想是团结全党奋斗的旗帜》(1980年7月24日);(11)《关于社会主义的若干问题》(1980年8月13日);(12)《关于阶级斗争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1980年9月27日);(13)《“文化大革命”是个内乱》(1980年9月30日);(14)《陈云同志的三条意见》(1980年11月12日)。另外,程中原在《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一文中谈到,1979年10月30日胡乔木传达邓小平关于起草决议的谈话并部署起草工作,标志决议起草小组成立和起草工作正式开始。胡乔木的部署主要是宣布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阶段的划分和起草小组的组成及分工。历史地看,这应是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第一次谈话。

  不仅如此,上述程文说,1980年7月上旬,“起草小组连续3天开座谈会讨论,胡乔木每次都有长篇发言,中下旬又有4次谈话”。据此,并对照《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所收入的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上述谈话,就史实而言,起草小组在7月上旬连续3天召开座谈会讨论,如果包括7月3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决议的会,那么就是7月3日、5日和7日,因此不是连续3天,而是隔一天开一次;如果不包括7月3日的会,若连续3天,则有可能是7月5日、6日和7日。若如此,胡乔木在7月6日还应有一次谈话。关于胡乔木在7月中下旬的谈话,《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收入了7月18日、23日和24日的三次谈话,按照程文所说,还应另有一次谈话。

  从谈话的时机和内容来看,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的谈话还应包括1981年4月16日同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部分同志的谈话,题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它发生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二是谈话内容紧扣决议起草中需要讲清楚的重要问题。正如胡乔木在这次谈话的最后所说的,关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将在决议中占很重的分量。三是这一谈话在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征得胡乔木同意,作为首篇收入了该书(58)。另外,郑惠在《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59)中谈到,1980年12月22日,胡乔木同起草小组谈话。这次谈话在其他著述中没有记述,可作为收集胡乔木有关谈话的一个重要线索。

  以上这些谈话尽管是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的谈话的一部分,但谈话的主题与内容反映了决议起草的发展脉络,以及每个阶段的工作重点和需要解决的难点问题,也反映了胡乔木对有关历史问题的认识和研究成果,特别是其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的提炼,以及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回顾总结,对“文化大革命”性质、发生原因等问题的探究。此也表明,决议起草工作是在历史研究基础上的理论建设和创新。

  (二)关于决议稿的说明和讲话

  1980年7月3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起草决议时的发言,以《要把毛主席晚年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为题,收入《胡乔木谈中共党史》。发言主要讲了以下原则问题:(1)不能动摇决议起草的中心任务。(2)“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有它历史的原因。(3)要把毛泽东晚年思想上行动上的错误同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别与对照。对毛泽东思想加以肯定,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和实践加以批判。(4)敲定毛泽东的功过,统一党的思想和人民的思想。(5)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说明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就当时决议草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发动及其发生原因等带结论性的认识,胡乔木在1980年9月21日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决议草案把“文化大革命”定性为“内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一定要讲毛泽东思想,而且毛泽东思想不包括毛泽东的错误。这个讲话以《〈历史决议〉中对“文化大革命”的几个论断》为题,收入《胡乔木文集》第二卷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1981年5月19日,胡乔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决议稿中需要解释的九个方面的问题作了说明,主要是关于决议稿未用或极少用错误路线、机会主义路线、路线斗争和路线等术语,批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不再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的理由;高度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内涵与实质;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毛泽东犯错误的性质;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宜粗不宜细”原则在处理党在历史上的成绩与错误中的贯彻;决议稿把个人迷信改为个人崇拜;认为知识分子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依靠力量的科学性。

  此外,就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的思想史料来说,说明和讲话还应列入如下三则文献史料。一是他具体负责起草的叶剑英代表中央发表的国庆30周年的讲话。二是1979年9月17日他于“在京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讨论会”上关于国庆30周年讲话稿起草情况的发言(60)。因为,国庆30周年的讲话对建国30周年作了初步总结,也成为决议的初步基础,以及决议关于历史问题的直接思想来源和认识基础。胡乔木在上述发言中说:这是一个庆祝讲话,不是对过去三十年作全面的总结。那样的总结只能在另外的时间经过另外的会议,经过详细讨论,作出正式的专门的文件。三是胡乔木在决议通过后对学习中所提问题的回答,主要是他于1981年9月14日在中共江苏省委举办的决议学习班上的讲话(61)。这一讲话主要根据决议,就党在历史上“左”的错误经常发生、而且占主导地位的原因,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矛盾,毛泽东晚年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背离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以及现阶段我国国情的基本特征和生产关系状况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对决议的内容与精神作了解读,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胡乔木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对有关问题的思考。

  (三)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信函

  在2002年胡乔木诞辰90周年之际,《党的文献》2002年第3期从即将出版的《胡乔木书信集》中选载了胡乔木关于两个历史决议的三封书信。第一封是就第一个历史决议致任弼时的信,第二、三封信都是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问题的,即1980年10月10日的《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1980年11月6日的《致邓小平并转中共中央政治局》。

  据第二封信介绍,在全党“四千人大讨论”的决议讨论稿付印的前一天,胡乔木把他增写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附信送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这一段因华国锋鉴于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式讨论而不同意加印到讨论稿中。邓小平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表示先不加,等“四千人大讨论”意见,如果需要另加,那时再加也不迟。后来,根据“四千人大讨论”的意见,决议草案加上了这一段(62)。

  第三封信则是决议起草小组在“四千人大讨论”意见的基础上提出的修改决议草案的18条“重要原则性设想”。概言之,(1)同意讨论意见的,如为解决讨论稿篇幅太长、像论文而不像决议的问题,提出“力求缩短至少一半,采取简单明了的决议体裁”。(2)不同意讨论意见的,如关于作决议的时机问题。讨论中有人认为条件“还不成熟”。胡乔木在信中说:“在六中全会作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统一大多数意见并无严重困难,不能再行延迟。”与此问题相联系,作决议是否等待建国以来或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材料书编成,胡乔木在信中认为,建国以来和“文化大革命”的主要问题是清楚的,“现在就可以起草,讨论和通过决议(决议不涉及细节),不必也不能等待材料书的编成”。再如,关于决议从何时写起,以及是否要写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胡乔木在信中专列一条,认为“决议时间不向前提到七大以后,仍由建国开始,但第四阶段(一九七六年十月至一九八○年底)一定要写”。这一认识反映了第二封信与第三封信之间的内在联系。(3)信中提出的设想更多的是对决议起草中若干历史问题的思想拓展和认识深化,如关于建国头七年即讨论稿中的第一阶段,胡乔木在信中提出,这一阶段的内容可以大体仍旧,但要增加“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成就”等方面的内容。胡乔木在信中还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建设实践中的运用发展,决不能与马克思主义对立或并立。同时,他对毛泽东晚年错误作了历史分析,指出决议中应对其错误的由来和发展作出比较系统的说明,“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和性质需要讲得更清楚些。还如,在建国以来党内是否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的问题上,他指出,“一直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的说法“不甚符合实际”,但应指出在哪些时候、哪些问题上、哪些同志是站在正确方面的。(4)胡乔木还在信中对决议起草工作提出建议。针对把讨论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党的主张,他认为:“这样性质的问题党中央不拿出一个正式通过的决议而拿一个草案去在全党讨论,势必等于全民讨论,等于对外表示党内的不一致”,“很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他建议:“新稿写成后先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查,原则同意后在四千人范围内再讨论一次,但时间可缩短些,以利工作,亦免外泄。”胡乔木的这封信写于“四千人大讨论”的“各组各地修改稿”还没有集中,但讨论稿中的一些主要问题通过简报等形式已反映上来之时。因此,这封信可以说是决议起草小组对“四千人大讨论”意见和建议的一次集中回应和答复。

  不过,胡乔木就决议起草工作的信函并不只是这些。《胡乔木书信集》还载有如下6封书信(63)。(1)1981年2月14日,胡乔木致信吴冷西并胡绳。当时在广州休息的胡乔木在信中回复吴冷西,收到关于“两个凡是”提出经过的信和记录,并就决议起草工作,要求起草小组“写完后仍请送来,看看是否已差不多”。(2)1981年4月7日,胡乔木致信《解放军报》并转黄克诚,主要谈黄克诚在第三次贯彻《关于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座谈会上所讲的《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修改情况。(3)1981年4月8日,胡乔木致信吴冷西等,请决议起草小组阅读刊登在《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上的《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后期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文章,信中指出:“这样的文章竟能在大学学报公开发表,可以看出我国目前思想的状况严重混乱到何种程度”。他说:“我们的《决议》一定要注意到和有助于反击这种极为有害的思潮”,决不能随便讲什么农业社会主义、封建主义,讲到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发展问题时要注意措词。勿被人利用来进行反党宣传。(4)1981年4月9日,胡乔木就决议稿征求意见中提出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和‘九大’不合法”问题致信邓小平。他在信中说,查了周恩来在1968年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仅从法律形式说,还应承认十二中全会是合法的”。他还认为:“这事关心的同志较多,恐需在适当时机说明一下。”邓小平接受了胡乔木的这个建议。(5)1981年5月20日,胡乔木致信吴江。信中关于“路线”问题指出:“以后在不严格的意义上仍可用路线,但党的总路线、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等确以不提为好。”(6)1981年6月7日,胡乔木致信邓力群、吴冷西等,建议修改决议稿时,一是在成果中列上杂交水稻的试验成功和大面积推广。他说:“这有力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党政领导并没有只做坏事不做好事。”二是用简洁语言,将“以阶级斗争为纲只在阶级社会和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期才是正确的和适用的。到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就不再正确和适用”的内容,补充到决议的“结尾一章的某处”。由此统计,《胡乔木书信集》收录胡乔木关于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工作的书信计有8封。

  此外,上述程文说,1980年7月22日,胡乔木致信邓小平,汇报决议写作的进度。该信据程文载:“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我和邓力群同志已经开始重写,希望在本月底至迟下月初能以新稿送上。”另据程文,胡乔木1980年10月6日就粉碎“四人帮”以来四年一段草稿附信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批。该信载:“常委各同志,现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新增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一段送上,请审阅批改。”(64)《胡乔木书信集》没有收入这两封信。

  (四)关于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的回忆

  胡乔木是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因此,决议起草工作的参与者、在决议起草过程中胡乔木身边工作人员,以及当时与胡乔木有过接触者,在回忆胡乔木的著述中大都会讲到一些情形。其中,就思想史料而言,1992年10月5日,邓力群在当代中国研究所的讲话中说,决议草稿中对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第一个十年,“改了多少次以后的稿子对毛病、错误写的分量较重,成绩估计得不够、不充分”。对此,胡乔木认为:“就是有这么多错误,不能隐晦。”据邓力群在这个讲话中回忆:“后来经过讨论,不同的意见提出来以后,又进行修改,成了现在的样子,比原来好多了”。他说,胡乔木“想通了,表示赞成”。(65)由此表明,胡乔木在起草决议中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和认识,也有一个调整和发展的过程。吴冷西回忆说,第二个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思想的灵魂的三个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乔木同志概括毛泽东思想丰富内容的精粹之作”(66)。郑必坚在回忆胡乔木起草决议时,根据他当时记录胡乔木谈话的笔记,阐述了胡乔木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其中,他提到1981年3月16日胡乔木关于对待马克思主义态度问题的谈话(67)。《胡乔木文集》和《胡乔木谈中共党史》没有收入这个谈话。如果这一记录属实,无疑对已公开发表的胡乔木关于决议起草工作的谈话作了补充。

  然而,根据黎虹记述,1981年3月16日,胡乔木从昆明致电邓力群,“详细谈了他对2月23日修改稿的意见,并提出新的修改方案”。由于那一段时间,胡乔木抱病主持起草小组工作,陈云督促他去外地休养。黎虹记述说,胡乔木1月25日离开北京去南方休养,3月28日赶回北京。(68)根据这一背景情况,胡乔木从昆明致电邓力群是有根据的。这样一来,郑必坚与黎虹的记述产生了矛盾。如果两者都是真实的,那么就需要考证胡乔木在休养期间是否回过北京。如果回过北京,就需要考证胡乔木在3月16日的工作和生活情形。一种可能性是,胡乔木当天先在北京并作了如郑必坚所述的工作谈话,然后去了昆明,并发生了如黎虹所述的电话情况。如果胡乔木在这期间没有回过北京,则可能是另一种情况,胡乔木当天在昆明致电邓力群,然后邓力群在起草小组中传达了胡乔木的电话内容,其中包括如郑必坚所记述的有关内容。然而,参考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邓力群3月18日晚才传达胡乔木的意见。由此判断,郑必坚的记述可能在时间和内容上发生了错误,有待进一步考证。

  胡乔木负责起草决议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研究建党特别是建国以来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基础上贯彻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和总的原则,深入探讨毛泽东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成果,历史地分析“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发生的原因,概括总结毛泽东思想的实质即活的灵魂,并初步论述了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历史发展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辟、发展的关系。胡乔木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为党史国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理论贡献。

  四、关于决议文本史料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文本史料,包括起草决议的过程稿和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文本。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这一决议以来,中国的思想文化宣传领域形成学习、研究和阐释决议的局面。

  决议过程稿不仅是决议起草工作的文献记录,而且集中反映了党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关于党史国史若干问题的思想认识过程。由于决议起草思路几经调整,起草内容反复修改,过程稿存档未公开,决议过程稿的全貌,包括讨论和征求的意见和建议是怎样的,起草和修改时又是如何认识和处理的,以及形成多少过程稿,每份过程稿的内容又是什么等等,迄今尚不完全清楚,但经过30多年的研究,起草工作的基本脉络和过程稿的内容要点,已有了一个大体清晰的轮廓。

  关于决议起草的经过。在决议发表后不久,邓力群于1981年7月7日和8日在驻京部队师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学习决议的辅导讲话(69),其在第一部分介绍了决议起草经过和主要内容;如前所述,龚育之在1981年7月青岛市领导干部会上作学习决议报告中,也介绍了决议起草的大体经过。之后,《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邓小平文选》《陈云文选》和《邓小平思想年谱》《邓小平思想年编》的出版,为研究决议及其起草经过提供了基本文献史料;《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的出版则丰富了有关具体史实。2001年6月12日,龚育之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当代中国研究所联合举办的“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对决议起草工作作了回忆,《百年潮》2001年第6期发表了龚育之关于决议起草的访谈录,又提供了一些史实。他根据讨论的过程,认为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前,决议有五次讨论稿,即1980年6月送中央书记处稿,1980年10月提交全党4000名高级干部稿,1981年3月31日发给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一些老同志稿,1981年5月提交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稿,1981年6月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稿。此外,陈群、孙东升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发表了《陈云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主要阐述了陈云参与决议起草的过程及其贡献与作用;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了程中原、夏杏珍著《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其中《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和通过》运用了一些档案和访谈材料,描述更加具体,推进了对于决议起草经过的研究。胡乔木、邓力群和龚育之分别作为决议起草小组的负责人、联络者和成员,亲历并见证了决议起草的过程;陈群、孙东升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的研究人员;程中原则是《胡乔木传》编辑组的副组长,在研究中查阅了有关档案。他们关于决议起草经过的介绍、回忆和研究应是可信的。

  根据文献史料和研究著述,从整体来看,决议过程稿具有如下基本情形。1980年2月20日,起草小组完成“仅供领导参阅”的《〈决议〉提纲(草稿)》。这份提纲包括“前言”“从建国到八大”“八大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和“主要经验教训的总结”。6月,起草小组送中央书记处讨论《〈决议〉草稿》。邓小平认为,此稿不行,没有很好地体现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要求,要重新来。8月8日,起草小组正式将决议定名《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但这个稿子没有写完整。9月10日,起草小组完成补充完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未定稿)》。此稿为中共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稿。胡乔木起草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基本总结,是决议的备选部分,起初未写入后来“四千人大讨论”讨论稿,由胡乔木于10月6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批,后修改一稿,于10月10日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在此基础上,决议形成“供党内高级干部讨论稿”,也即征求意见稿。此稿分发给中央党政军机关、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分头组织讨论。此次讨论史称“四千人大讨论”。此外,当年中共中央党校学员1500人左右也参加了此次讨论。在“四千人大讨论”的基础上,起草小组于11月22日修改完成决议讨论稿修改稿,写入了胡乔木起草的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基本总结。1981年2月3日,起草小组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修改完成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稿,并于2月10日修改完成关于粉碎“四人帮”以后四年的基本总结。3月初,胡耀邦牵头,另写出《口头汇报提纲(草稿)》,并拟将决议题目改为《关于建国以来的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就是起草决议的“第二个方案”。3月间,起草小组根据陈云的意见,在决议稿前加写了建国前28年的历史,形成送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一些老同志的征求意见稿。5月15日,起草小组完成征求意见稿修改稿。第二天,起草小组完成经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的修改稿,随后交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6月4日和11日,起草小组完成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的修改稿两稿。6月1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原则通过提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审议稿。其中,决议稿第一部分的标题由“前言”改为“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经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审议,并征求参加“四千人大讨论”的中央党政军机关近1000人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意见和建议,起草小组于6月26日完成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正式审议的决议草案。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决议草案。7月1日,《人民日报》等媒体公开发表了决议全文。决议由八个部分构成,依次是“建国以前二十八年历史的回顾”“建国三十二年历史的基本估计”“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历史的伟大转折”“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和“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决议的精神实质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从决议的起草工作情况看,以上只是决议过程稿的主体。决议起草历时一年零八个月,并经反复修改。龚育之在接受访谈回答决议“一共搞了几稿”时说:“无数次稿。这不是夸大其词,是没有法子计算次数。”(70)因此,修改稿的发掘和整理,还有一定的空间。

  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党史国史的光辉历史文献。它的酝酿、发起、起草与通过,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党的思想理论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史料分布集中,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然而,目前关于起草决议的思想史料的整理与研究,仍然缺乏完整性和系统性,有的史料还只是线索性的,甚或空白。整理和研究这一思想史料,除了以关于邓小平、陈云和胡乔木等在决议起草工作中的思想史料为基础外,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发掘胡耀邦、李先念、彭真、李维汉和黄克诚等在决议起草中思想活动的史料,系统整理决议起草工作的文献档案,以及决议起草过程稿和参加决议起草者的日记、工作笔记和回忆等,并与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相联系,与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党史国史的论述相结合。同时,在丰富而翔实的思想史料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史料学研究,以史料和史料学建设,促进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研究深入发展。

 

  注  释:

  ①参见程中原:《邓小平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上),《党史文汇》2004年第9期;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文史精华》2010年第1、2期;陈东林:《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党史博览》2005年第2期。

  ②陈东林、李建斌:《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研究述评》,龙平平主编:《邓小平研究述评》(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③彭世杰、陈明玉、欧阳奇:《“邓陈合作”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党史博采》2006年第9期。

  ④谢春涛:《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百年潮》2001年第6期;刘金田:《邓小平领导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及其启示》,《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甄实:《胡耀邦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史博览》2012年第2期。

  ⑤甄实:《胡耀邦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党史博览》2012年第2期。由盛平主编的《胡耀邦思想年谱》中虽有一些相关材料。但由于该书是由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秒速时时彩出版,在大陆影响有限。因此。有关胡耀邦与历史决议的相关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拓展。

  ⑥龚育之:《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社会科学动态》1981年第11期。此文被收入《龚育之论中共党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和《龚育之党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

  ⑦《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于1983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经增补修订后,于1994年出版第2版,改称《邓小平文选》第2卷,本文注释中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如无特别说明,均指1994年版。

  ⑧《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⑨谢春涛:《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百年潮》2001年第6期。

  ⑩《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6—67页;《邓小平思想年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32—134页。

  (1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45页。

  (1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45—346页。

  (13)《邓小平思想年谱》,第74—76页;《邓小平思想年编》,第155—157页。

  (14)谢春涛:《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百年潮》2001年第6期。

  (1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222页。

  (1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394页。

  (1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5页。

  (18)《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第95页。

  (1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3页。

  (2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73—474页。

  (2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2—493页。

  (2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8—500页。

  (23)《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3页。

  (2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35页。

  (2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45页。

  (26)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1978年12月22日通过),《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2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493页。

  (2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52—553页。

  (29)叶剑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9年9月30日。

  (30)《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561页。

  (31)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1—310页。

  (32)陈东林:《邓小平在起草历史决议的重要关头》,《党史博览》2005年第2期。

  (33)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文史精华》2010年第1、2期。

  (3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第719页。

  (35)本段所提的11则材料,依次详见《邓小平思想年编(1975—1997)》,第290—291、292—293、293—296、329、339—340、340—341、347、347—348、354—355、362、365页。

  (36)《邓小平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起草历史问题决议的谈话选载(1980年9月—1981年4月)》,《党的文献》2011年第3期。

  (37)陈群、孙东升:《陈云与第二个历史决议的起草》,《党的文献》2001年第5期。

  (38)《胡乔木谈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5页。

  (39)《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60—261页。

  (4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38页。

  (41)《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页。

  (4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3—304页。

  (43)陈云:《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几点意见》,《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3—286页。

  (4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718、718—719页。

  (4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721—722页。

  (46)《陈云文选》第3卷,第284页。

  (47)《陈云文选》第3卷,第284—285页。

  (48)《陈云文选》第3卷,第285—286页。

  (49)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文史精华》2010年第1、2期。

  (50)《陈云文选》第3卷,第232—233页。

  (51)《陈云文选》第3卷,第240页。

  (52)《陈云年谱》下卷,第237—238页。

  (53)黎虹:《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忆乔木同志》,《胡乔木传》编写组:《我所知道的胡乔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第425页。

  (54)邱敦红:《他写一部成功的历史》,《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493页。

  (55)《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42页。

  (56)程中原:《邓小平与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党史文汇》2004年第9期。

  (57)刘金田:《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历史贡献》,《前线》2011年第7期。

  (58)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17页。

  (59)郑惠:《对“文化大革命”几个问题的认识》,《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60)《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30—41页。

  (61)《胡乔木谈中共党史》,第148—172页。

  (6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8页。

  (63)此6封信,依次详见《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2、324、326、328—329、339—340、343—344页。

  (64)程中原:《邓小平主持起草第二个历史决议的十次谈话》,《文史精华》2010年第1、2期。

  (65)邓力群:《向胡乔木同志学习》,《党的文献》1993年第2期。《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12页。

  (66)吴冷西:《忆乔木同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23页。

  (67)郑必坚:《乔木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当代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2期。

  (68)黎虹:《呕心沥血,默默奉献——忆乔木同志》。《我所知道的胡乔木》,第426页。

  (69)邓力群:《介绍和答问》,北京出版社,1981年。

  (70)谢春涛:《关于建国以来历史决议的起草——龚育之访谈录》,《百年潮》200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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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宋月红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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